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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息壤之盟，留下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央集权日渐深化的时代，以君臣这种高度不对等的关系，怎么可能缔结盟约呢？

朱熹的改动

君臣立约，而且是臣子下套跟君主立约，这在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看来，实在君不君，臣不臣，应该严肃批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资治通鉴》记载甘茂伐韩的原文：“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而在朱熹的《通鉴纲目》里边，这句话虽然被原封不动地照录在“目”的部分，但是，在“纲”的部分，表达方式却变成了“秦甘茂伐韩宜阳”。

朱圣人一字万钧，在后人看来，这种改动一定饱含深意。

朱熹写作《通鉴纲目》的时候，准备过一份提纲。这份提纲独立成书，叫做《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简称《纲目提要》，一共59卷。

严格来说，这部书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它的内容已经在修改之后被编进了《通鉴纲目》“纲”的部分，所以它后来的失传也算合情合理。只是因为朱熹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才导致朱熹的只言片语都可以闪闪发光，也就都有了研究价值。

所以《通鉴纲目》的研究者们经常引述《纲目提要》的内容，这就使得《纲目提要》作为独立的一部书虽然失传了，书里的内容我们却不难看到。

元朝学者汪克宽写有一部《资治通鉴纲目考异》，拿《通鉴纲目》和《纲目提要》对照，说在甘茂伐韩这件事上，《通鉴提要》多出一个“使”字，也就是说，“秦甘茂伐韩宜阳”在《通鉴提要》的版本里是写成“秦使甘茂伐韩宜阳”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字之差，到底是抄写过程中漏掉的呢，还是朱熹有意为之的呢？

这又该提到明朝学者张自勋的《纲目续麟》了。前边讲过，这部书是在阳明心学兴起，朱熹的权威性遭受质疑之后，顺应时代浪潮而出现的。在张自勋看来，如果实事求是地记录史实，那就应该补上那个“使”字，但如果从微言大义的角度来看，删掉“使”字，把甘茂表达为行为主体，这才能够充分表达对甘茂的道德谴责。

为什么要谴责他呢，因为甘茂作为臣子，既然服从命令去魏国搞外交，联魏伐韩，那么好好完成使命也就是了，但甘茂偏要作怪，连番耍心机、下套子，最后胁迫秦武王在息壤定盟立约。这样看来，到底打不打宜阳，全凭甘茂的心意，而不是忠实执行秦武王的命令，这就和专权无异了。所以，张自勋认为《通鉴纲目》削去了那个“使”字，就是为了谴责甘茂专权。

张自勋提到的这个“削”，是儒家《春秋》学的专有名词。儒家相信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记载下来，“削”就是删掉。孔子修订历史档案，本着宇宙真理，该写的写，该删的删，每一个“该写还是该删”的选择背后，都蕴含着无限深意，闪耀着儒家政治哲学的万丈金光。

张自勋这部《纲目续麟》虽然本着心学精神，不再迷信权威了，但依然很能认可朱圣人的笔削之妙。我们从《资治通鉴》一路往下看，看到《通鉴纲目》，再看到《纲目考异》、《纲目续麟》，特别能够感受学术风气和思想观念在时代浪潮当中的起伏和变化。

单论君臣之间定盟立约这种事情，在战国以前，其实还算正常。早在周朝开国之初，周公和太公两大元老辅佐年少的周成王，贵为天子的周成王重重犒劳两位老爷子，举行结盟仪式。盟书人手一份，各有专门的机构和负责人掌管，盟书的内容是：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要和睦相处啊。

这种事情虽然正常，但在正当性上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春秋·桓公三年》有一段记载，说齐侯和卫侯在蒲这个地方“胥命”。什么是“胥命”呢？

《公羊传》的解说是：这是一种去仪式化的会盟活动，仅有口头约定，事情就算结束了。《公羊传》表彰“胥命”，理由是“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这就是说，在美好的上古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结盟这回事，大家说话算话，哪至于赌咒发誓呢。

显然，公羊家把上古社会想象得过于美好了。

歃血为盟

在有文献可考的周代，结盟是一种很正式的活动，高度仪式化。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先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在坑里杀掉一只大型动物，或者是牛，或者是羊，或者是马，再把这头作为牺牲的大型动物的左耳割下来，盛在盘子里，交给仪式主持人。

在所有用于牺牲的动物里，牛最值钱，自然级别最高，所以在最高级别的结盟仪式里，被杀的大型动物通常是牛，盛在盘子里的左耳自然也就是牛的耳朵，那么主持人端着盘子，也就是“执牛耳”了。

“执牛耳”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今天还在用着，只不过人们总是误以为执牛耳的人就是盟主，其实刚好相反，主持人并不是盟主，就像婚礼司仪不是新郎一样。这种误解由来已久，真实情况是：诸侯之间的结盟，惯例是小国诸侯，甚至只是小国诸侯手下的一名大臣来执牛耳，真正体现身份的不是执牛耳，而是歃血。

盟会仪式上，在割掉牛耳之后，要拿一种叫做敦（dui）的容器盛血，然后宣读盟书，既要给结盟的当事人听，也要读给神明来听。再然后，与会者依次喝掉一点动物血，这就叫歃血。歃血是结盟仪式的核心要素，所以才有一个词叫“歃血为盟”。

歃血的次序至关重要，谁先谁后，就意味着谁强谁弱。歃血序列里的第一个人才是与会者当中最强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盟主。如果有势均力敌的情况出现，那么大家不会在意谁执牛耳，只会争夺歃血的次序先后。

歃血仪式结束之后，根据文献记载，会把盟书的正本跟牺牲埋在一起，而从考古证据来看，先要在坑里埋一件玉器，然后再埋牺牲和盟书正本。盟书还有副本，人手一份，各自拿回去收藏的，天子和诸侯的史官原本就承担着收藏盟书的职责。

沉没成本

为什么要杀掉大型动物，还要埋掉玉璧呢？

因为在上古时代，这都是很值钱的东西，一杀一埋，人得豁得出去。从宗教意义上讲，这些物件都是献给神灵的，对待神灵自然要拿出最值钱的物件。神灵收了厚礼，就得承担监督义务。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就属于人为增加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高，反悔时候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这就像办婚礼，即便是今天的婚礼，照例有很多铺张浪费，说起来只是为了增加喜庆气氛，本质上却可以增加沉没成本，降低将来离婚的风险。虽然老话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人们勤俭节约，但事实上，人类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来浪费的。最要命的是，种种浪费仔细算下来，竟然都是刚需。

从沉没成本的角度来看，盟约必然越来越失去约束力，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玉璧也好，牛、羊、马也好，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完全不值钱了，之所以依然举行这种仪式，只不过是路径依赖而已。沉没成本既然约等于零，背弃盟约自然也没有了心理障碍。

于是，无论结盟还是背盟，越来越草率，谁都无所谓。这种现象泛滥起来，就是《诗经》所谓的“君子屡盟，乱是用长”，结盟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乱。

这两句诗和《春秋》关于胥命的记载刚好配套，构成了一组成对的文化语码。比如《荀子》就讲“《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说两者用心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不管《春秋》是不是真的表彰胥命，也不管《诗经》谴责盟誓太多在不在理，社会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顾自地一路滑坡下去，盟约的约束力越来越不堪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扭转这种趋势，恢复古老盟约的约束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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