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是民国时期的一大特色，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视兵权如命，可谓是“有枪就是草头王”。

这种状况虽然在中原大战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传统却延续了下来。先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单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让各路军头们挣得是脑满肠肥。可是有一人，却是这股浊流中的一股清流，他，就是民国二级上将张治中。

要论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的资深将领中，张治中或许是第一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张治中不搞小团体

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先不说桂系、湘系、川系、粤系、西北系等蒋介石嫡系之外的派系，但从黄埔系中就有着何应钦系、陈诚系、汤恩伯系等三大派系，更不要说其他一些小派系了。

可是，张治中作为在1928年就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的资历，手中握有大把的黄埔系资源，他要是想要建立一个派系，是最有先决条件的。而且，自抗战以来，国民党黄埔系的学生均在各主力部队中担任军、师以上职务，要是张治中稍有成立小团体的心思，像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人定会拍马不及。可张治中不仅没有建立小团体的野心，反而力争避嫌，只要是他担任主官的地方，他的亲属必定要辞职或者调动工作。

张治中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他本人确实不热衷此道；二是他对蒋介石比较了解。蒋介石一生最擅长的就是拉帮结派，分化瓦解这一套，他又岂能不防着自己身边人也搞这一套呢？

而且，如果成立了小团体，得到了他人的拥戴，那就势必在利益上给予团体成员补偿，不然，人家凭什么拥戴你做团体的领袖？可要是给予团体成员利益，那就需要假公济私，公器私用，这就违背了张治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的风格，而且还会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和怀疑，失去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

另外，一旦成立了小团体，那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听取成员的意见，哪怕这件事是你不愿意做的，那也要违心去做。就像何应钦那样，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超过了张治中，何应钦也成为了黄埔系中的第二人。可是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这个小团体为了推何应钦上台，对蒋介石取而代之，极力怂恿何应钦出兵攻打东北军，想要借张学良之手杀死蒋介石。后虽未果，但在蒋介石心目中却留下了“对张放心，对何防之”的疙瘩，何应钦从此之后再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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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张治中对蒋介石忠诚

张治中信奉儒家学说，有一些“愚忠”的思想。因此在很多事情上，他明知道蒋介石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从未想要“背叛”蒋介石，而是反复劝说。

1927年，张治中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军校教育长，同时承办学兵团。按照蒋介石的设想，是要把学兵团办成能够培养三个师的基层军官的规模。

1927年正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武汉分校中反蒋情绪很高涨。张治中虽然认识到蒋介石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仍然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并对来劝说他公开反蒋的邓演达说：

“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

后来，在蒋介石命令他带出学兵团被邓演达阻止的时候，张治中辞去了教育长的职务去投奔蒋介石，更是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在蒋氏的心目中，张治中在危难时刻放弃一切职务来投奔自己，就是忠诚于自己的表现。

作为新兴的军阀，蒋介石深谙权谋之道，他知道，在乱世中要想立得住脚，最关键的是军队，而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于基层军官。因此，蒋介石开始筹备一所完全听从于自己命令的学校，来取代黄埔军校和武汉军校。

1927年1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张治中出任教育长。

根据教育长的职权章程：教育长呈教务委员会及校长之命，处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长因故不能到校时，得代行其职权。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张治中的信任是完全的，而且还是长期的，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这个职位上，张治中一做就是10年。

其三、张治中不要军权

在担任教育长的10年中，张治中有五次机会得到军权，可是又五次放弃了军权，这种做法在国民党将领中绝对是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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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放弃军权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一共编成了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担任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全军开始进行编遣工作，可是由蒋介石控制的第一集团军不仅未裁一人，而且还在北方大肆扩军，这就引起了其他三人的不满。最令人气愤的是，除了第一集团军外，其他三个集团军根本就不能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的军饷。于是，冯玉祥首先发难，率领西北军沿平汉路南下，平汉路大战爆发。

作为后方重镇的武汉此时成为了蒋介石的物资供应基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为了确保武汉，蒋介石成立了武汉行营，任命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张治中不负蒋介石所望，率领着由军校学员组建成的两个团维持武汉三镇秩序。待到蒋氏击败冯玉祥回师之后，张治中却出人意料地把军权交回。

按照张治中在此次平汉战役的功劳，如果他想要谋取一个武汉卫戍司令或者一个师长的职位，简直就是唾手可得，可他却选择了继续回归学校去做教育长。

第二次放弃军权

1930年2月，张治中奉命组建教导2师，其军官都是由黄埔系各届学生担任，张治中被任命为教导2师师长。

这次机会对于张治中而言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如果张治中有意在军内培植势力，就连蒋介石都无法阻止。可是，张治中仍然没有这么做。在率领教导2师参加中原大战之后，张治中仍然选择交回兵权。在得知蒋介石有意让自己继续担任师长，并且已经内定冯轶裴为教育长之时，仍然坚持放弃军权，选择回到军校继续担任教育长。

要知道，黄埔系三大派系之一的汤恩伯系就是在汤恩伯担任教导2师师长之后才形成的。如果张治中真的有意，那黄埔三大派系就有可能是张治中系，而没有汤恩伯什么事了。

第三次放弃军权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突袭上海闸北地区，中国守军第19路军奋起反抗，淞沪抗战爆发。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这三支部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德械师，装备精良，战力不俗。由这三支部队组建而成的第五军更是在日后成为了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

可在1.28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张治中仍然要交回兵权继续回军校做教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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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的选择连何应钦都看不过去了，他对张治中说，军校的教育长已经内定为朱绍良了，蒋介石希望张治中留在部队。可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好意仍然被张治中拒绝，他认为自己还是回到军校最合适。

第四次放弃军权

1933年11月，第19路军在福建宣布独立，张治中再一次披挂上阵，担任第四路军总指挥，率军进入福建作战。

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参与平息福建事变是有着深层次考量的。因为在1.28淞沪抗战时，张治中和第19路军曾经并肩作战，与蒋光鼐和蔡廷锴二人的私交都不错，由他出面带兵平叛，会使19路军的中高层不至于反应过于强烈，为日后分化瓦解19路军创造机会。不然，蒋氏也不会特意把张治中从教育长的位置上特意抽调出来担任军职。

在福建事变被平息后，张治中仍然选择回到军校做教育长。

第五次放弃军权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张治中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下辖36师、87师和88师三个装备精良的德械师。

第九集团军这支部队在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了，把这样一支部队交给张治中统率，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张治中的信任。

但是，这次本来是张治中唯一一次想要军权的战事却因为蒋介石对国联的幻想和友军之间的倾轧而再次被张治中放弃。

淞沪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虽然把最精锐的部队顶在了前线，但是仍然对国联的所谓调停抱有幻想。可是国联此时正奉行绥靖政策，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这就使得国民党军队错过了最佳的反攻时机，给日军调兵支援淞沪战场创造了条件。

随着淞沪战场的不断扩大，国民党精锐部队也大批进入，陈诚系的第18军此时也进入了淞沪战场，张治中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淞沪战场被一分为二。至此张治中终于明白了，这是蒋介石对自己指挥的淞沪战事不满了。

可是张治中也觉得很冤枉，因为淞沪战事之所以相持不下，一方面是日军顽抗，另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幻想国联和出面调停三次推迟了总攻击的时间，不仅失去了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又给了日军喘息的时间所致。

但蒋介石是不肯认错的，在和张治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蒋介石摔了电话，这在两人的交往中还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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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张治中再次请辞军职。九月中旬，蒋介石批准了张治中的辞职，改由朱绍良接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那么，对于军权，张治中真的就没有一点渴望吗？绝非如此！

作为军人，又有几人会不渴望带兵上阵呢？既然如此，那么张治中为什么会五次执掌兵权，又五次放弃兵权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不想与共产党作战

中原大战后，蒋氏已经奠定了其在全国统治地位，下一步的进攻目标自然是共产党的苏区了。作为共产党的同情者，联俄联共政策的支持者，张治中如果仍然在军内任职，势必要加入到“围剿”苏区的战事中去。因此，为了避免与红军作战，张治中只得选择继续回到军校教书，这也是他为人的厚道处。

其二、怕受到蒋介石的猜忌

张治中虽然对蒋介石抱有“愚忠”，但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之人。而且，作为蒋氏的基本班底，他是非常了解蒋氏的，尤其是蒋氏对军队的掌控欲和猜忌心，张治中更是深有领教，因此张治中才一直不肯要兵权。

其三、不想卷入派系之争，影响抗日大局

张治中不想参与国民党军之间的派系争斗，如果握有兵权，就算是他不想卷入也不行。此次淞沪会战蒋氏把淞沪战场一分为二，从表面上看是蒋氏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但实质上就是其他派系在暗中撺掇蒋氏，想要借机多要兵权。

当张治中明白了其中的猫腻后，如果他不想交出兵权，势必要和其他派系产生争斗，这不仅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会对抗日大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果断地再次交出了兵权，改任湖南省主席。从此再也没有直接执掌兵权。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直接与红军和解放军作战的唯一一人。#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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