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陈独秀,关系非常,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才高八斗,互相欣赏支持。曾经志同道合,后来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
虽然两人所走的道理不同,但他们的关系还不失朋友之谊,尤其是胡适,总对陈独秀怀有一份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
当年,两人因信仰不同而发生过激烈的思想分歧,但还是没有失去和气。
一次,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胡适生气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说完,生气地走了。
两人终因政见不同而无法共事,他们曾经运筹帷幄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夭折。对于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转了方向,胡适后来曾多次表示十分遗憾,甚至对五四运动也不以为然。
胡适性格温和,反对极端方法革命,主张渐进改良,重塑文化,以科学文化再造文明,强大国家。
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同,但胡适对陈独秀感恩念旧,始终有君子之风。胡适在海外酝酿白话文运动时,在没有“同志”的支持时,他遇到伯乐和同志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他的《文学发言刍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且陈独秀介绍胡适进入北大任教。
对陈独秀的这份知遇之恩,胡适铭记在心。胡适曾由衷地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所以,当后来
陈独秀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遭到四次被捕时,每一次,胡适都以自己的影响和能力积极施救。他了解陈独秀,说他:“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偏激的,是空想的,甚至有些幼稚的。他对陈独秀选择的道路感觉不可思议,也深深为之惋惜。
当年,胡适救陈独秀第四次出狱后,就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被好强要面子的陈独秀拒绝。再后来,陈独秀蛰居四川江津,失去政治前途。
后来,在陈独秀穷困潦倒,失去很多“同志”、无限寂寞时,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没忘记他这位老朋友——胡适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希望陈独秀去美国,写一部自传。
陈独秀虽对他心存感激,但此时他感觉已经无法面对胡适,也许是心有羞愧,也许是性格孤傲,不想失掉英雄骨气,他又一次拒绝了老友胡适的好意……
回看新文化运动这两位大师不同的选择和命运,让人扼腕叹息。
——摘自拙作《胡适论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