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5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基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之后，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604年4月，隋文帝得病，7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关于文帝的死因，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个是他杀，一个是病死。

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

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在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一天晚上，陈夫人在文帝旁侍疾，第二天早晨出来更衣的时候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

文帝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

盛怒之下，杨坚连声地命令身边的近臣柳述和元严说：“速召我儿来见！”并补充说：“是杨勇，不是杨广！”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

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早已把帝国未来的“赌注”下在了杨广的身上，所以当他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时候，赶忙派人告诉了太子杨广。并召来了将去给杨勇传诏的柳述和元严，篡改了他们手中的诏书，改成赐杨勇自杀了事。

然后又悄悄将柳述和元严，这两位传诏人逮捕入狱。接着又派左庶子张衡到仁寿宫侍候病中的文帝，并让两位侍候的夫人与其他侍疾者都到别处，不久就传出文帝驾崩的消息。

这一过程做得相当紧凑，应该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可能将要改变时局的苗头。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隋末唐初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

上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十八日，发丧。

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说：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这些资料似乎非常肯定杨坚绝非善终，《大业略记》《通历》连详细的动机、杀害过程都写了。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10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9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也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

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份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难道促使隋炀帝杨广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当年废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时，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

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又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但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皇后却于602年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

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广的弟弟杨秀和杨谅。杨秀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纪传体史书《北史·列传》记载：

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

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他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

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21日发丧误作18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

《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

基于上述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

《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除此以外，自仁寿四年春，即604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这时杨广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也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

那么，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做好了后事的安排。《隋书·文帝本纪》记载：

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

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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