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领导的变法活动在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但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却有着颇多的非议。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有了正面的看法。

从变法本身来看，起出发点都是不错的，但实施后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甚至是被形容为天怒人怨，以至于这场变法活动及王安石本人都被当时和后来诟病不已。

但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国家财政紧张，几乎就是入不敷出。在对外战争中，又是鲜有胜绩。可以说，自宋王朝建立之初留下的隐患，经过几代后最终爆发了出来。在王安石之前，宋王朝就有过范仲淹的新政，虽然失败了，但也是统治者看到了危机的表现。因此，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可以说是朝野的共同期望。

王安石是为当时的人望所归，他才华出众，又长期在地方任职，成绩斐然，在实践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改革经验。因此，当宋神宗决意变法时，王安石就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首要人选。

王安石上有皇帝的支持，下有民意的拥戴，为何最终落了个失败的命运，而且还造成了声名的不保呢？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改革没有取得大家的预期，各方都不满意。很多人攻击它的各项政策，但这些政策都是他在地方取得了成效后的成功经验。那为什么他在地方的成功经验，不能运用到全国的范围内呢？

这里首先就是一个执行者的问题。在地方时，这些政策他都可以自己亲自实施，但位居全国的总策划时，他就不可能再事事亲力亲为了。他就必须通过手下的各级官员予以实施这些政策。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王安石变法启用的官员，通常都是我们认为的个人品质不佳的人。在这些人的运作下，原本是利国利民的政策，结果都成了扰民的政策。

相反，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通常都是我们认为的正人君子。他们在改革的思路上就和王安石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王安石改革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开源节流。作为保守派的领袖人物，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则认为，天下的财富是足够的，只是没能合理的规划而已。两方的观点不同，自然对于王安石的变法难以支持。

再加上王安石的开源节流，又触动了那些当权者的利益。特别是节流，无非就是把朝廷给予特权阶级的优厚待遇降下来或者直接取消掉。这是那些人不能接受的。我们知道，由宋一代，秉持着赵匡胤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对于这一阶层极为优待。而赵光义即位后，为了获得支持，又人为造成了官员阶层的急剧扩大。非但如此，宋王朝还慷慨地给予官员子弟福利，荫官制度大为盛行，这又加大了官员阶层的数量。王安石的节流，无疑是动了很多人的奶酪，而且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这自然又都成为了变法的阻力。

这些人，包括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自然是对于变法不支持的，王安石只得从那些愿意支持变法的人中获取支持。这些虽说是所谓的小人，其实他们和那些反对变法的正人君子都属于同一阶层，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委身只是为了实际中的利益，他们同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实际上是属于同一阶层，但只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步伐上的不同而区分为君子和小人罢了。

这种所谓的小人们对于变法的破坏不亚于那些反对的人，有些时候甚至破坏力更大，就以各种政策的实施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青苗法，本意是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向官府贷款，待秋后收成后再予以偿还，这里面是要加一些利息的。但到了这些执行者手里，就成了硬性摊派，你贷也得贷，不贷也得贷，反正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敛财的工具。利息多少自然是他们在灵活掌握，把老百姓搞得叫苦连天。再说一个保甲法，这是王安石为了解决冗兵的情况而制定的政策。它的本意是寓兵于农，农夫农闲时操练，战时就可成为士兵，这样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养兵，为国家节省下大量的军费。可到了基层，这又成了敛财的工具。你若是不拿钱，就说你操练不熟，继续操练。老百姓哪里经得住这个折腾，只得乖乖地把钱财奉上，这才能放你回家。如此等等，难以言尽，老百姓又怎么能支持变法呢？

平心而论，王安石制定的这些政策都是不错的，但执行者的胡为却造成了不利的后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是好经，却被念歪了。这上面王安石有着一定的责任，在当时有人就给他提出过用人的问题。他却认为，不管这些人的品行如何，只要有才干支持变法就可以为他所用。但事实证明，越有才的人，如果态度不端，不仅不能把事情做好，反而只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其实如上所言，反对变法的君子和支持变法的小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地实施这样那样的变法活动，因为这些都是会触动他们的利益的。俗话说得好，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身处的位置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因此也就决定了一些所谓的改革只能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一旦要像王安石那样的大动作，失败只能是大概率的。只有变革的主动权抓在一无所有的阶层手中时，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