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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不仅震惊了国内各方面，也使世界各国为之一震。

1、为何会认为苏联是西安事变幕后策划者？

苏联是最早对西安事变做出反应的国家之一。

事变发生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联会对西安事变持积极支持态度，在国内，不仅张学良、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人如此期望；南京政府中的许多人也认为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甚至怀疑苏联是张、杨的后台。

在13日晚南京当局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许多人就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国际背景可能是“第三国际之苏联”。

基于此，驻苏大使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12月15日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蒋廷黻委婉地说，南京政府命令他询问苏联政府“能否用其他办法帮助南京政府，而不仅仅是表示同情。”

意思是请苏联采取实际行动，对西安事变发动者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李维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报刊拒绝刊登塔斯社播发的《真理报》、《消息报》社论；相反有些报刊却说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这些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

在国外，日本报刊如《朝日新闻》则别有用心地捏造说：西安事变为“莫斯科魔手”所策划，“张学良独立政府”同苏联已缔结“防御与进攻联盟”。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认为苏联会支持西安事变，不是没有缘由的。

因为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号称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

可是，事实却与人们预料的完全相反，苏联根本反对西安事变，蓄意攻击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事变发生后，莫斯科的报纸及时进行报道。

2、苏联为何全力支持蒋介石？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社论，不遗余力的吹捧蒋介石，说：

“南京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社论根本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质，对张学良蓄意进行攻击，把这一爱国壮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颠倒是非，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

无中生有地说：

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苏联《消息报》当天也发表内容相同的评论。《真理报》社论真实反映了苏联政府的立场，它完全站在南京一边，替蒋介石说话，矛头指向张学良、杨虎城。

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后来评论苏联社论时说：

“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全国。”

这位擅长舞文弄墨的学者坦率地承认：

“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恐怕也不会比他们更好”。

蒋廷黻12月14日向南京报告苏联报刊社论内容时就评论说：其中“除论汪院长一段可笑外，余皆吾人所乐闻者。”

苏联塔斯社奉命立即将《真理报》、〈消息报》12月14日的社评全文发往中国，可是上海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没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

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看法一致。后来周恩来对此评论说：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之所以出人意料地站在南京一边，指责张、杨，反对西安事变，并非偶然，这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其外交的需要，是它在远东地区推行联蒋遏日策略的要求。

1936年末，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处于被日、德法西斯夹击的严重威胁中。

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在侵吞中国东北后正积极扩张其侵略势力，日本大本营的“北进”计划、日军在满蒙地区的穷兵黩武以及西方国家企图把日本的侵略祸水引向苏联的图谋，都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在西方，希特勒法西斯已在德国上台，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正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侵吞苏联，称霸全球。

1936年11月，德、意两国秘密签订反共产国际同盟。德、意、日三国反共轴心亦开始酝酿。

在此情势下，苏联为避免被夹击，固然需要认真对付东线日本的威胁；但对它说，西线德国的威胁为害更大。

苏联虽地跨欧亚，但其心脏地带是欧洲，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这里。为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在远东则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即希望中国抗日，牵制日本侵略势力，以减轻其东线的压力。

而对中国的抗日，它又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正因如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旗帜下反蒋，苏联报刊曾谴责其破坏统一，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如今张、杨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逼其改弦更张，联共抗日，本来这不但与苏联的联蒋遏日方针不矛盾，而且更有利于这一方针的实施；可是苏联当局不做具体分析，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反对一切反蒋事件，因而它攻击张、杨，反对西安事变。

苏联报刊匆忙发表攻击张、杨和西安事变以及讨好蒋介石的言论，除基于上述根本原因外，它还想以此来表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以回击日本和中国一些报刊对它的攻击，回答南京当局对它的责难。

3、苏联态度的影响

在西安与南京十多天的对峙和较量中，苏联明显地站在南京一边。

它的报刊发表的言论，政府表示的态度，无疑对西安事变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南京当局把苏联报刊的言论作为重要筹码之一，向张、杨施加压力，逼迫西安就范。

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张学良“悬崖勒马”的电报中说：

“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

正因如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苏联当局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十分感激。

1937年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刚刚返回中国，此时蒋虽“身体状况相当不佳，步履艰难”，仍于4月3日在上海法租界宋美龄宅会见他。当时只有宋美龄在座，担任翻译。

蒋介石主动请苏联大使“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他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

会见结束时，蒋介石特别请苏联大使“转达他本人向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和问候。”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博得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欣赏和感激，却使张学良大失所望。

张学良在对苏关系上曾走过一段弯路。“九一八”前他统治东北，与苏联毗邻。东北“易帜”后，他曾追随蒋介石反苏，挑起中东路事件。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他率部流落关内，对苏态度开始改变，由反苏逐步转为联苏。

1933年他下野周游欧洲列国，曾拟赴苏考察未果。

回国率部参加“剿共”受挫后，杜重远建议他稳定西北，打通新疆和苏联的国际通道，然后抗日。建议张学良走联苏抗日道路的，还有他原来的部下马占山、李杜。“九一八”后，马、李在东北武装抗日失败率部退入苏联，受到苏方接待，后又在苏联帮助下辗转返回国内。

他们根据自己在苏联的切身体验和观察，认定苏联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建议张学良联苏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经过马占山、李杜的劝说，他知道当年蒋介石得到苏联顾问，送来两船军火补充黄埔军校，才开始北伐。冯玉样也是得到苏联顾问和二百辆汽车军火，才得以五原誓师。”

其实，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只张一人，那些与蒋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有的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并因此而与中共接洽，希望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援助。

中共中央1936年10月26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形：

“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但张学良认为，在联苏问题上他比其他人困难可能更大些，因为他曾在蒋介石唆使下1928年挑起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红军直接作过战；后来他又曾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他担心自己难以取得苏联的谅解和信任。张学良觉得，他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才能获得苏联的谅解、信任和帮助。

于是，1936年初他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先后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在与中共代表这两次会谈中，他都谈到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问题。

张与周恩来会谈时商定，双方派代表去莫斯科，并约定张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经新疆前往。

1936年8月末，张学良派栗又文偕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助。”

栗又文9月下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后，会见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他已知栗到新疆的来意，让栗写一份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报告。

栗按其要求写了报告，并在报告中向苏联提出要求援助的建议。这位苏联教官后来对栗又文说：

“你们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立个兵工厂”，并询问那里的电源情况。”

上述事实表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下决心走联苏抗日道路，并作了一系列努力。他当时估计，为抗日而对蒋实行兵谏，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与支持。

这也是促使他作出对蒋实行兵谏决策的一个外部条件。

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从广播中得知苏联报纸社论内容时感到震惊和愤懑。

12月17日，刘鼎奉张学良命用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向其汇报张学良事变以来的情况时说：

“张学良原以为发生兵谏为抗日，可以取得苏联凉解，从此可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适得其反。张两次问我：‘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表情是不满的，可能对我党也有怀疑。接你前一天，他还问我：‘听见了吗？’（指苏联广播报纸社论)仍然是愤懑的表情。应德田也对我说：‘副司令对苏联态度很不满意。’”

总之，苏联对西安事变和张、杨的谴责，不仅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也使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他后来匆忙释放蒋介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苏联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4、英美西方政府的态度

英美等西方国家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也十分关注西安事变。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内战，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英美两国对西安事变的反映可分为两个阶段。

18日前，他们主要是严密注视事变的发展，对蒋的安全表示关切，并研究如何对事变施加影响；18日后，由英国发起，以英美两国政府名义向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当时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北平的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罗克哈特于13日先后致电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西安发生兵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机构调整以及张、杨八项主张通电的内容以及张学良致电孔祥熙、宋美龄等情况。

詹森的电报还谈到，他当天曾会晤南京外交部次长徐谟，上述消息已得到证实。

这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在南美出席国际会议。代理国务卿穆尔于14日下午1时复电驻华大使詹森，指示他立刻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或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

“口头表述美国政府对于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人身安全的关注。”

一小时后，穆尔再次致电詹森，详细阐述了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事实上，自西安事变爆发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驻华使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认为局势严重”，但又都觉得“尚不能提出或采取什么有利的行动。”

詹森根据华盛顿指示，15日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向他转达了美国“政府对蒋将军的安全的关注。”张群向美国大使表示感谢。

根据当时形势和事态的进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判断：如果张学良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的话，他“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

艾登建议的具体做法是：

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即让张“乘飞机到天津或上海，到哪儿我们也许能保护他，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

艾登12月17日将此建议电告英驻华大使许阁森，征询他的意见，看看“这对事态是否有帮助？”

艾登请许阁森“能不能从端纳那儿确定这样做是否有助于事件的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建议的行动。”

艾登接着说：“如果您不能与端纳取得联系，您可以向中国政府发表任何您认为是合适的意见。”

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

“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祥熙），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

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奉命于12月18日下午将英国政府这个建议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探询美国政府是否将予以合作”。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就此建议征询了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征得罗斯福总统原则同意后，于12月18日下午7时将英国政府建议电告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议：

“根据上述建议的原则，讨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利之处”，并要求他“不要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评论”。

12月24日，英国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正式向孔祥熙提出英美两国政府的建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

英美建议实际上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未起直接作用。

5、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苏联和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

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是中国人民所面对的主要敌人，正企图灭亡全中国。

西安事变爆发时，它正加紧染指和蚕食华北，企图把华北五省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从这里“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侵苏战争的战略要地。

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于12月13日传到东京。当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出席会议的有外务省次官和负责东亚以及欧洲事务的官员。

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性质和原委；由于日本的入侵已损害了欧美在华利益，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定为欧美各国所注目，若贸然采取行动，定会“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外务省决定对西安事变暂取静观态，避免积极行动，“不给任何刺激”。

外务省的这一方针，当时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了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和内阁会议的批准。

日本极其敏感地注视着西安事变的进展。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当端纳离开南京前往西安时，就引起日本当局的注目。

12月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的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更引起日本政府的怀疑和注意。

19日，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

“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十分露骨地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

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向南京发出同样威胁，说什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排击。”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队去上海、汉口。

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

随着宋氏兄妹前往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迹象的出现，日本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步伐更为加紧。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于12月22日、23日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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