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徽商“士”意识的滥觞与觉醒——乾隆初期曾在徽州府任过六年知府的何达善，对徽商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情况非常了解。

他曾拿徽州与其他地方相比较，写道：“新安山水清淑，士民多慕义强仁，素封之家尤好行其德，凡修举废坠，如桥梁、道路、学舍、公廨诸项，动糜金钱数万，有任无让。以予所观各省郡州邑，即不乏富室，未有若此之争先为善者，然未亲与从事，犹以为已然可信者，或不过千百一二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风气呢？”

他认为：风俗人心之美恶，各有所聚，往往有地相比而不相似者。风气所钟，先民流风遗俗所传，由来非一日也。这种“先民流风遗俗”，恐怕主要是指朱熹思想的陶冶，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灌输与影响，这是徽州迥异于其他地方的特色之处。那么，徽商对公共事务的勇于担当说明了什么？这充分表明了徽商“士”意识的觉醒。自从先秦确立了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以来，“士”一直居于四民之首，是人们崇敬的对象。士是社会的精英，以修身、齐家为最低目标，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从而形成了重气节，轻名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准则。“贾而好儒”的徽商何尝不是如此。在一向重教的徽州，徽人从小就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从商后很多人都是书不离手，“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繙书弗倦”。

而且这些徽商所至各地，都乐与士大夫交，在他们的骨子里，“士”的基因已种下，“士”的意识也在不断萌芽觉醒。更何况徽商当中本来有不少人就是以读书入仕为目标，他们寒窗苦读多少年，不少人已成为生员，还想中举人、登进士，所以饱读经书，有的更是满腹经纶，只不过因每届科举录取人数太少，屡踬场屋，无奈投笔从商的，这些人说他们是“士”一点也不为过的。

徽商对自己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初徽人汪仕兴，初业儒，继而弃儒就商，有人就嘲笑他：“汪氏儒族也，而子商焉，是舍本而趋末矣。”他反驳道：是岂知道哉？吾闻膠鬲举于鱼盐，是商而士者也。陶朱弃相而致累万金，是仕而商者也。苟道存焉，曾何儒商之别哉？夫衣缝掖而冠章甫，儒之饰也，由义路而居仁宅，儒之真也。是故有拘儒焉，有通儒焉，君子之于道也，无人而不自得焉耳。曾何儒商之别哉？“

胶鬲是商周之际人，本是鱼盐商人，后被周朝委为重臣。陶朱即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竟然功成身退，隐居江湖，弃官经商，并取得极大成功。汪仕兴以此两人为例说明是儒是商，不在于你从事什么职业，而在于你的行为。

“衣缝掖而冠章甫”，只是儒的外表，“由义路而居仁宅”，才是儒的本质。所以他认为，有“拘儒”和“通儒”之别。“拘儒”就是不知变通之儒，“通儒”就是“由义路而居仁宅”，即是说，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坚持仁义就是儒。可以说，这是徽商对“士”的全新认识。而这种认识在徽商中很有代表性。

明后期的歙县商人吴光裕（字肖甫），年轻时从父立庵公经商，“立庵公善权万货重轻，故市多倍得。肖甫间划一筹，巧出若翁上。父喜曰：‘人

胜我，果然。’”肖甫就说过这样的话，徽商的这些话无不充满了自信。虽然自己从事商的职业，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士。

正因为徽商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才按“士”的标准去行事。重气节，轻名利，重品行、讲操守，修身齐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多徽商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对地方公共事务倾注了那么大的热情，正是“士”意识觉醒的标志。

徽商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实践，那么士呢，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徽商的呢？明代徽商程君，年轻时就在吴地经商，“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人称“白庵”。著名学者归有光在给他写的寿序中就说：程氏由洛水而徙……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

显然归有光这位著名的“士”认为程白庵“为人恂恂，慕义无穷”，就是“商而士”，既是商，也是士。明中叶歙县人黄长寿，“少业儒，以独子当户，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饰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资大起。”但他能积能散，见义勇为，“凡阨于饥者、寒者、疾者、殁者、贫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办翁，翁辄酬之如其愿乃止。”

“嘉靖庚寅，秦地旱蝗，边陲饥馑，流离载道，翁旅寓榆林，输栗五百石助赈。”朝廷赐其爵位四品，并授绥德卫指挥佥事。而他却说：“缘阿堵而我爵，非初心也。”婉言谢绝。士人道中谨就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士的标准，他在给黄长寿写的传中就明确说他：虽游于贾人乎，实贾服而儒行。

清代黟县商人程桂锜

既经商又习武，并且中了武举人。咸丰年间，“粤贼之乱，君勼众保乡里，张文毅公奇之，欲授以官，不受。”平生特别喜爱读书，而且“好拯危济急，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他的所言所行，被学者俞樾就所赞扬，也认为他就是士。业虽在商，其行则士。积德于躬，称善乡里。

明清时期的士人对有的徽商的评价，甚至认为他们即使置于士中也是难得的。如清代歙县商人方祈宣，继承先辈之业，贾于楚中，“无问智愚贤否，一皆推诚相结”，虽然积累不少资本，但他处己俭朴，“而周人之急常恐其不及。族姻之有丧而不能敛，有子女而不能婚嫁者，均受其庇荫。”尤其对地方公共事务积极热情，乾隆十六年地方大灾，饥民待哺，方祈宣“于乡里倡为赈恤，“居家性既纯孝，又笃于友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