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很喜欢在家中请客。他请的客人，大都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除了少数几个国民党元老不爱搭理他外，其他大小官员们，基本都会应邀而去。

在一个时间内，

戴笠请客时经常会叫一个人来作陪，每每这时，他都会很骄傲的向客人介绍：“这位是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戴笠无疑是为了自我炫耀，而被介绍的这位却不大高兴，可他也不敢在戴笠面前反驳，只会在私下里跟人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

这位被戴笠当做炫耀“资本”的人，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并跟陈独秀、李达一起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后来又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陕甘宁边区代主席，

他就是张国焘。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给以接济，并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蒋介石因另有打算，没有同意。

这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CC系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一时间，登门者络绎不绝，张国焘有时不得不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部门的请求，都没有答应。

武汉失守前，张国焘应广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观光。张国焘携一家老小前往。在桂林的一天晚上，母亲向张国焘讲述了自他离开家乡以后的家境，引起了张国焘的共鸣。他对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茫然。

在张国焘到达桂林的第三天，广西的《建设》杂志全文刊登了共产国际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看到后大为丧气，认为是在戏弄讥嘲他，于是扫兴离开桂林，转赴重庆。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张国焘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在接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就这样，作为曾经的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张国焘叛逃后却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军统，成为一名特务分子。

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对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空头委员，张国焘感到大失所望了。他有没有后悔，没有人听到他自己谈过，相信有一点他可能会认为比在延安好一些的，是生活上要舒适一些，也没有人会批评他。国民党官员当面总是嘻嘻哈哈，笑里虽带刀，多年的经验，使他们能把刀藏得不露一点痕迹。所以表面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国民党再不好意思公开叫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和坚决执行“反共重于抗日”这一方针政策了。报纸上也大肆宣传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可事实上真是这样么？不可否认，国民党有很多的将士都是真诚抗日，为国牺牲的。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当权者认为，“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蒋介石是不是属于此列，不得而知，但从他将张国焘交给戴笠，以及戴笠在得到张国焘这样的“人才”后的兴奋，大概也能得知一二。

作为共产党高级叛徒的张国焘，能为蒋介石及戴笠提供帮助的，大概不会是在抗日方面。

张国焘在共产党近18年，对于中共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对此，原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

当蒋介石当面把张国焘交给戴笠时，是很有礼貌地：“请张先生去给他（指戴笠）帮帮忙。”当然，张国焘虽然一听到把他安排到军统局去，既不是当局长副局长，而是去“帮忙”，那会有多大的权呢？再不愿意，总不能刚一进人家的门就连“最高统帅”的命令也不听吧！有一千个不高兴，也只能点头哈腰唯命是从。

戴笠头几天听到老头子这一决定，高兴得几乎连觉也睡不着。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宝贝”交给他使用，“消灭共产党，有何难哉！”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地估计了张国焘！不然就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总以为他过去在共产党的地位和关系，对大搞在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都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气力，对搞垮共产党，至少分裂共产党将起到决定的作用。

张国焘为了想大量派遣军统人员去陕甘宁边区工作，打入共产党内部，建议戴笠在重庆磁器口洗布塘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戴笠兼任主任，张国焘兼副主任，负实际训练责任。这个训练班共办过两期，训练半年，每期由军统其他特务训练班挑选优等生一百五六十人，进行特种政治训练，主要是由张国焘主讲如何打入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内部和红军的情况等。

对于这个训练班，张国焘投入不可谓不深，每个学员都由他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只是，在当时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延安的背景下，能到军统去参加培训的，大都是为了混口饭吃的庸才，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

第一期训练完毕后，张国焘又建议，在榆林、汉中、耀县等对陕甘宁边区成立许多机构，一面搜集情报，一面通过这些据点派遣受过特种训练的学生分批打入边区。从1940年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些学生能打入边区和共产党内部的，微乎其微。

其结果是，搞了好几年，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张国焘搞垮，连在延安建立的延安组也屡建屡败，一部电台都派不进去

，只好在洛川县设立一个延安组，架上一部名为延安，实际在洛川的无线电台。

与搞打进边区的阴谋同时进行的，是由张国焘派这些经过他亲自训练的特务，拿了他的亲笔信去太行山等处，有八路军的地方去找关系。据范汉杰告诉我，他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在太行山边沿时，常有军统特务拿了戴笠的信，请范帮忙把这些人送到八路军防区去搞特务活动。

除此之外，张国焘还向戴笠提出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国焘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张国焘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

但戴笠对张国焘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

戴笠对张国焘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此后，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从满怀希望转为满腔怨恨。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这样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了，有时半年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戴笠对张国焘的答复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他。张国焘走出大门，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进去问戴笠，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

从那以后，张国焘的日子便不好过了。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买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这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马上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办事出去了！”

坐着三轮车回来，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他指着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沈醉：“你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

沈醉用力一拍桌子，冲着张国焘大声说：“张主任！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儿！”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

沈醉还想再挖苦几句，在一旁的人赶紧把张国焘拉出去，让他坐一辆新车走了。一向傲慢的张国焘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

失宠后的张国焘已没有往日的威风，有时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车。童小鹏这样记述了他在公共汽车上偶然遇到张国焘的情景和感想：

1939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穿着一件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

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但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为了摆脱自己的窘境，张国焘再一次向蒋介石献出“搞垮共产党”的计策，他将目标瞄准了四川江津避难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拜访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可陈独秀是何许人也！他虽然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失去地位，又因陷入托派争议被开除党籍，但他仍不改年轻时救国救民的革命初衷。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屡屡撰文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因为这样，陈独秀还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当他到重庆时，蒋介石还曾派要人找他担任国民政府官员，已经穷困潦倒的陈独秀大骂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待了胡宗南、戴笠这两个不速之客，也谈了一些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国民党想让他公开发表言论时，

陈独秀坦率地说：“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戴笠、胡宗南二人受辱而归。从此以后，张国焘在戴笠眼中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

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曾任中统驻武汉特派员）的同情，他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是同乡，对张国焘的处境颇为同情，便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朱家骅便安排张国焘担任了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蒋介石可能是为了恶心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安排张国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尽管周恩来多次提出交涉，仍未让蒋介石改变主意。但张国焘却无必尴尬，遇到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

抗战胜利后，张国焘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可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却是在四川被红四方面军打得落荒而逃的王陵基。

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

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关于张国焘何去何从的事向毛人凤授意，留大陆似还有些作用。言外之意却是，“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张国焘这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情，蒋勉强答应了他去台湾的要求。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既未给他安排工作，也未过问他的生活，根本忽视了他的存在。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从香港写到加拿大，的确写过不少东西，到最后放下笔杆而与家人永别时，却漏掉了他甘当叛徒，遭人唾弃的一段历史。

1979年一个寒冬之夜，张国焘冻死于一家养老院。这，就是一个叛徒的下场。

参考资料

《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沈醉，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戴笠》，沈醉，群众出版社

《张国焘的反共生涯》，张树军，书摘

《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里》，黄禹康，世纪风采

《张国焘去台湾的一段秘闻》，刘俊德、柯云，档案时空

《特工王戴笠》，杨者圣，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