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唐代名相张九龄为官执政贤明正直、廉洁自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从灵魂深处彻底解决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韶关历史名人张九龄是我国唐朝一位“动为苍生谋”的有才华、有胆识的政治家，是继宰相张说之后辅佐唐玄宗续写“开元之治”的贤相之一。

张九龄在朝为官，一贯贤明正直、廉洁自律，特别是为相期间，表现尤为突出。

宋代大文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政治品评。如他对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来至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之前“所用之相”，就曾作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

他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司马光所说的韩休、张九龄“尚直”，

是说韩休和张九龄两人为人为官能够尚直守正，坚持原则，

不唯上，不徇情；执政平允，恪守正道，不偏私，不阿党。

做官期间坚守原则

张九龄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立身朝廷，办事执政敢于直言，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是像有些昏官贪官那样唯上司之命是从。

如他任拾遗之官时，就敢于向宰相姚崇上书，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任人当才”，无溺缘情。

他做中书舍人，也曾当面劝中书令（首相）张说“勿私公器”，

并且劝他选官用人当以“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而不要“颠倒衣裳”，以免招来众人的“讥谤”。

张九龄为相期间，敢于坚持原则的

精神表现得更加突出。

他力谏玄宗勿官河西节度

牛仙客尚书及赐实封，

又曾力劝玄宗李隆基勿用张守珪、李林甫作宰相。

力谏唐玄宗不要宽待败军之将安禄山，以免留下后患，但此事遭到玄宗的否决，以至最终酿成安史之乱。这些，都足以证明张九龄的贤明正直。

要知道，在当时，宰相是张九龄最高的上司官，皇帝则是他的“君”和“天”。

如果说，宰相可以让他丢官，那么，皇帝就可以让他丢命，甚至株连他的“九族”。

但是，作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张九龄，他立朝为政办事，心中只有国家朝廷、只有苍生百姓，只有原则道义。

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姚崇是上官，李隆基是君主，而放弃自己为官执政的原则。

以上这些事例，都清楚地表明，

张九龄为官执政所独具的“尚直守正”的品格。

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张九龄为官执政只守正，不唯上，这与我们

今天某些唯上司之意是遵，不敢在上司面前道半个

“不”字的领导者，有天壤之别！

自相矛盾的心理

大家知道，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味特别浓厚的国度。

张九龄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他身上也有浓厚的人情味。

但封建知识分子张九龄的法治观念却很强，他的“尚直守正”的个性品格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

那就是“不徇私情”，因为他对徇情枉法深恶痛绝

。

如他在当拾遗官时，就曾给宰相姚崇上书说：“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无用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

这篇上书所谈的核心问题，就是识人用人与“缘情”的关系。张九龄认为，“任人当才”是领导者为官执政的根本，

如果领导者“溺在缘情”，则有可能因此而丧失鉴别人才的能力。

张九龄在对姚令公为政之失进行总结后指出，令公之所以不能做到唯才是举，就是因为“溺在缘情。”换句话说，姚令公之所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不是他没有知人之明，而是暂时被“情”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正因为张九龄对“徇情”这个问题有深刻地认识，因此，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

就特别警惕“徇情”的问题。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唐玄宗的内宠武惠妃企图谋陷太子李瑛，就跟张九龄打招呼，张九龄坚执不从。

武惠妃又秘密派遣宦官牛贵儿亲自到张九龄家，当面告诉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张公若在外为援，你就可以长期做宰相。”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是：

如果你张九龄胆敢不遵，宰相的位子就不保了。

张九龄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升迁得失，他只是觉得，太子废立之事关系重大，事关大唐的兴衰存亡。

所以一听牛贵儿的话，马上怒火中烧。

一边大声怒叱着将牛贵儿赶出家门，一边匆忙赶到朝廷，找到玄宗，

将武惠妃想私行废立之事向玄宗做了汇报。

唐玄宗也为张九龄的忠贞耿直所感动。

玄宗最宠爱的妃子让张九龄为自己办事，

作为宰相的张九龄非但不“徇情”领旨，反而以“内幄”干预外事而怒斥之。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作为封建官僚的张九龄，办事执政，心中只恪守一个“正”字。

歪门邪道的事情，任何人想让他干逼他办他都坚决不干。

张九龄虽然是一位封建知识分子，为什么封建士子张九龄执政能够做到廉洁自律，

这是本文要深入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张九龄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

他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自我道德体系的建构方面，具有典型性和普遍的认识价值。

儒家所谓的“圣王”，就是指“圣贤”与“明王”。

每一个封建士子，都把做一个“圣贤”与“明王”奉为“最崇高的理想人格”。张九龄也不例外。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最崇高的理想人格呢？《大学》的编著者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修身”，

从而达到从“格物致知”到“明明德”的跨越，治国平天下都必须从修身齐家开始。

并且认为，任何人要达到这个“至善”境界，除“修身”这个根本之外，没有他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官越做越大

张九龄深受孔孟思想影响，自幼即怀抱远大

理想。即所谓“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十三岁那年，曾在家乡韶关当路拦住前往广州上任的刺史王方庆的驿车，

与他讨论国家大事，被王方庆目为日后可行远道的“千里马”。

故张九龄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从此刻苦学习，20岁就取得了“乡贡进士”资格。

由于自己对当时武氏政权有看法，迟迟没有赴京应试，当然也没能入仕做官。

长安二年（702），刚入京考取进士，但又因主考官“受赇”事发，考试成绩作废。张九龄对武氏当局更缺乏信任，故没有及时入京重试。

直到30岁，才以“才堪经邦科”及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

秘书省是唐朝朝廷的藏书之地，“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

故张九龄遵循儒家“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利用职务之便，刻苦研读了大量朝廷藏书。

这时的张九龄，实际已成为朝中公认的饱学之士，青年才俊的翘楚。

五年后，应嗣鲁王李道坚之荐，应“道侔伊吕科”登第，迁官宣义郎左拾遗内供奉。

此后，张九龄官越做越大，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张说重新执政以后，

力劝玄宗李隆基重文尊儒，作为当时以文进取的士子，张九龄也越来越受到时人关注。

李隆基接受张说的建议，任命张说等18人为书院学士，并于开元十三年（725）夏四月丁巳，

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

据《玉海》引《翰林盛事》，玄宗拜张说等18人为学士，

并于东都上阳宫含象亭图像，玄宗还在每个学士图像下写赞辞赘述之。

张九龄虽然没有入选18学士之列，但张说和玄宗对他似乎都青睐有加。每

次集贤诸学士集会，张九龄必然与会，并参与同玄宗、张说等人的唱和。

据史载，明皇曾在勤政楼用七宝装成山座，座高七尺，召诸学士等人在此讲义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此座。

只有张九龄论辩风生，得升此座，众学士都从未享受过这种殊荣，

因此，时论美之。

张九龄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声越来越大，在官场如何建立自己的威信，如何做人，是他此时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作为封建士子，儒家思想文化毫无疑问是其考虑问题的思维起点。

《韩诗外传》卷六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宾者，诚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语，又见《礼记·檀弓》下郑玄注。

儒家经典中，对如何修身以做到“身正”的问题有明确的回答。

《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

张九龄崇尚的是身正德厚、清廉自守的“高节”，他恪守儒家思想的律条，洁身自好，守身如玉。

结语

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他得志之时，便“行天下之大道”，他遭受挫折时，仍是“独行其道”，不改初衷。

“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已经在儒家思想的熔炉内，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任何外力对他都不起作用。

他自己也认为：“但愿白心在，终然涅槃缁。”

只要自己守正卫道的“白心”不改变，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是怎么也染不黑的

。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