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大书记以及众位国家领袖云集于此，一同见证开国大典盛况。

就在几天前，主席曾亲自下令：“他不许参加开国大典，一定要安心养病，可以找人代替参加！”

原来，主席口中的“他”正是任弼时。

那一天，13岁的任远征代替父亲任弼时出席盛典，作为我党“五大书记”之一，病重的任弼时只能坐在玉泉山休养所的廊下，全神贯注地听着收音机，感受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作为我党重要领袖，任弼时一直是大家口中“骆驼精神”的化身，无论面对怎样繁重的工作，哪怕拖着病体，他依旧要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

一生有“三怕”的他，如骆驼般驮着革命重任走了好远好远。

病逝之际，任弼时年仅46岁，最好的年华没能继续宏图伟业，可他依旧是我党公认的楷模，这一路征程，他经历什么、又坚守了什么？一同来了解一下。

一、革命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1931年3月，任弼时与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兼任组织部部长。

在当时全党上下都在摸索革命路线的迷茫阶段，任弼时也执行过一些“左”倾错误路线政策，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他，总能自觉地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纰漏。

对于当年毛泽东、朱德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是特别认可并尊崇的，虽说来到中央苏区是工作的，可在任弼时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

“在白区，我们哪里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来到这里，不但可以学习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还能自由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啊！”

就这样，任弼时在参与革命事业初期就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原则，那便是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符合实际的工作规律，并以此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

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即将到来之际，任弼时大胆主张“应该注重过去的经验”，言外之意便是借鉴毛泽东领导的粉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

在他看来，这一经验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便是将军队和人民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红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各个击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起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除了对于革命大方针实事求是的坚守，在当年的肃反工作方面，任弼时凭借一己之力还保护了多位革命同仁。

1933年1月，“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席卷中央苏区根据地，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邓小平、毛泽覃等优秀革命党人都纷纷受到牵连。

虽说任弼时在此时也执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他依旧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做推波助澜者。

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一位名叫张爱萍的革命同仁负责那里的青年工作，后来却被一位“AB团”分子诬陷为总部负责人。

就在组织决定逮捕张爱萍并将材料递交给任弼时后，他对此提出质疑，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任弼时对于张爱萍的过往很熟悉，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几次被捕都没有叛变，参与到红军工作后，负过伤也不曾掉队，之后才开始负责边区青年工作，这些付出和艰辛绝不是一位“AB团”成员能够做到的。

其次，任弼时并不认可单凭口供就断案的方式：“我们不能只凭口供，要对他过往工作进行检查，并在其中找到证据。”

之后的任弼时委派顾作霖来到万泰地区进行调查，事实证明，张爱萍没有任何问题，这也验证了他之前的论断，由此，在组织部门会议中，他严肃地提出了肃反原则。

“以后肃反，不能只重口供而轻视调查！更不能随意抓人、乱抓人，甚至是乱杀人，一定要建立起严格的审查制度！”

虽说任弼时最终还是因为“贯彻政策不力”而被排挤出苏区中央局领导层，可在他的努力下，很多优秀我党干部都得到了庇护。

张爱萍多年后在回忆中感慨道：“我们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这便是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我党领袖，而在这条充满原则的个性之路上，他也是最敢于也最擅长调查研究的典范，在他的革命足迹中，太多都走在调查研究的路上。

二、注重调查研究的急先锋

有关于任弼时擅长调查研究这件事，王首道对此有着很深刻的记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特别喜欢看资料，总是喜欢和同志们问长问短，还特别愿意和同志们深谈，遇到事情总是愿意多听听群众的意见！”

在陆定的回忆中：“任弼时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从来不怕麻烦，一直都保持着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单凭这一点，他就足以成为全党全军都热爱的领导人！”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参与制定了很多党中央的重大方针，虽说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一大壮举，可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任弼时的存在让我党上下少走了不少弯路。

在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局势，能够妥善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意味着我党能否在接下来的革命进程取得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课题。

可就在这个重要档口，冀鲁边区的一位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目的在于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还一度声称土改将会把根据地的秩序搞乱，而这一说法得到了康生的支持，甚至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

在康生等人看来，土改仅仅进行到减租减息就可以了，大可不必深度开展，好在任弼时及时发现了康生的错误批示，还当即阻止了“万言书”的下发，才算避免了难以弥补的不良影响。

事情到这里远远没有结束，既然任弼时不同意减租减息这样的土改方式，他自然要拿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还有建议的实用性，这些都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

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来自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华中各个解放区的负责人都谈到了各地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

大家一致认为，当下最适合掀起一场广大的群众运动，很多地区的民众就是因为结合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才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才使得解放区的民众情绪空前高涨。

所以，这些代表的意见是，土改并非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这些恰恰引起了任弼时的重视。

早在会议开始前，任弼时就掌握了周边解放区的很多土改数据，各地代表提供的意见对他来说更是如虎添翼，就这样，他从中提取了大量宝贵的斗争经验，进一步提出解决土改问题的具体办法、政策、方向。

1946年，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这份文件中重点提及了任弼时的土改建议，也明确了土改的大方向。

“各地党委在群众面前一定不能害怕普遍改变解放区土地关系，也不能对农民获得土地、地主丧失土地感到抵触，要敢于面对地主的叫骂和诬陷！相反，我们要坚决支持农民的一切正当主张与行动，批准农民获得的以及正在获得的土地！”

1947年7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被批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高潮不断，我党也在此后赢得了更多的群众基础。

至此，任弼时对土地改革的保驾护航依旧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康生再度掀起的“左”倾错误之后，盲目扩大打击面，胡乱划分成分，再度影响到了土改进展。

这一次的任弼时再度力挽狂澜，经过一番实地调研，他要求全党上下都要按照真实情形划分阶级，正所谓“打乱革命阵线就是在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而他提出的要求也十分中肯。

“各地区的领导者必须坚决公开改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都要坚决改正过来！”

如此硬朗的工作作风，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铁面无私的形象，事实上，任弼时在革命同仁的心中总是令人倍感温暖的，他力争坚守原则，也做到了事事为人着想。

三、最亲切的“党内老妈妈”

1934年8月，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任弼时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与萧克、王震一同指挥红六军团西征。

10月，在向贵州省石阡县开进途中，军团遭受桂军伏击，一度被截为三段，情况极为危急。

令人担忧的是，此时的任弼时还不慎染上疟疾，听闻军团危急的他根本顾不上休养，冒着大雨连夜拄着拐杖前往指挥部。

刚出门不久，迎面抬过来的担架引起了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伤员正是52团的吴营长，借着火光，任弼时看到吴营长面色苍白，浑身都是泥和血，早已冻得瑟瑟发抖。

任弼时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吴营长身上，还一边安慰他不要着急、安心养病。

送走了吴营长，任弼时继续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前进，不多时，他又听到了不远处的阵阵呻吟声。

“是谁在哼？赶快去看看！”警卫员在他的授意下前去查看，只见军部收发员小刘正强忍腹痛还在便血。

任弼时摸了摸小刘的额头又细致地问了问病情，随后轻声安慰道：“别哭，别哭，我看你的病和我的差不多，我那还有一粒药丸，你拿去吃，应该管用！”

眼看警卫员犹犹豫豫没有动身，任弼时不断催促着，当他得知警卫员是不舍得将最后一颗药丸拿给小刘后，任弼时不禁面露愠色。

“只剩下一颗，也要拿来，眼下救人要紧啊！快去，这是命令！”

药丸拿来后，懂事的小刘说什么都不肯服下，任弼时眼看软的不行，直接扶起小刘的脑袋，硬是将药塞进他的嘴巴里，眼看着小刘将药丸服了下去，他才放心地离开。

当天晚上，小刘的病情就得到了好转，第二天，任弼时又赶去看望他，还将自己的马牵来给小刘骑，这一次的小刘说什么都不肯，任弼时无可奈何，只能让人给他找来一根竹竿做拐棍，临走前还在不断叮嘱着：“部队就要突围了，小刘啊，走不动的时候，一定要骑我的马呀！”

在革命同仁眼中，任弼时总能坚定地维护党内团结，他向来反对随意搞“路线斗争”这件事，处理问题顾及多方感受，能够关心爱护干部，也能体恤民众疾苦，除了在工作上，哪怕是日常生活遇到什么难事，大家也都愿意找任弼时商量，源于此，他也就有了“党内的老妈妈”这一称号。

对于身边人来说，只要有任弼时在，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艰苦，心里总是暖暖的，而就是这样一位给所有人带去和煦春风的卓越领袖，要说他的“三怕”才最让人动容，最细微的地方彰显的往往是最令人敬畏的力量。

四、一生恪守的“三怕”

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怕吃苦、怕忙碌、怕没钱已成常态，可对于曾全心全意献身革命事业的任弼时来说，他的“三怕”却是：工作少、麻烦人、多用钱。

也只有曾在他身边待过的人才知道，任弼时的心里永远装着家国大业和所有人，偏偏没有他自己，为了革命和人民，他可以含辛茹苦到极致，也可以厉行节俭到令人泪目的程度。

在中央苏区时，整日忙于工作的他，也会和战士们一同上山挖野菜，艰苦生活中不曾搞过特殊。

长征途中，对于体弱多病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即便如此，他依旧坚持拄拐前进，为了给战士们减轻负担，只要还能走，他就绝不会坐担架。

转战陕北之际，任弼时在行进过程中屡屡摔倒在地，身边人都看不下去，可他依旧坚持爬起来继续走，甚至不要人搀扶，跌跌撞撞抵达目的地。

新中国成立时，任弼时随身携带的那条毯子已经陪伴他将近20年，还是当年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

除此之外，任弼时当年总会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毛衣，还是爱妻陈琮英拆了自己的围巾织给他的，一穿就是10多年。

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之际，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也好精神抖擞地参加入城阅兵仪式，可任弼时对此却拒绝了。

“我们本就是穿着这身破衣服打下的天下，如今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进城后，工作人员原本想要给他换一些新被服，这些安排也都被任弼时一一拒绝了，大家都很心疼他的节俭，而他的理由还是那样的感人。

“我们不要觉得进城了就应该阔气一点了，这样的想法真的不好！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还有哪些困难，组织上发放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为我领，那些旧衣服、旧被子，缝缝补补照样还能用！”

在他的住地，房间里总会有“节约用电”、“人走灯灭”的字眼，长此以往，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任弼时的苦心，工作起来也更有干劲。

每每看到组织配发的物品，任弼时总要好好问一问是不是按制度发放的，只要是工作人员的特别要求，无论他多需要都会要求退回。

“我们拿任何东西都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更不能有一丝一毫搞特殊的情况存在！如今，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有困难的地方太多了，尤其是我们这些领导，每件事都要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直到逝世时，他用着的仍旧是那些不肯丢弃的破旧衣服和被服。

就是这样一位为了家国大业厉行节俭的领袖，他可以肩负繁重工作却毫无怨言，可后勤部门仅仅为他修缮了住地房屋的窗户，他就为此感到不安，甚至一夜无眠。

建国以前，任弼时为了革命同仁以及劳苦大众殚精竭虑，只希望大家都能早日过上好日子，建国之后，他为了祖国快速发展绞尽脑汁，哪怕有一分节省下来的钱，都要用在国家建设上！

所以说，不求人、不花钱、专心工作，也才构成了任弼时踏踏实实的伟岸形象，要知道，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位急需休养的病人，身为我党最坚强的“骆驼”，他遭受的病痛令人心碎，他的坚强令人震撼。

五、“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在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之际，他的小女儿任远芳曾讲述过父亲当年的患病情况，这也被后人看作是“骆驼精神”最经典的彰显。

要说任弼时多病这件事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被当时的很多革命同仁熟知，只不过，他太过顽强的样子以及忘我的工作，常常给人一种患病并不严重的假象，单从这一点看，任弼时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

早在党的七大之前，他的身体情况就变得每况愈下，常常感到疲惫、头晕，连静静地看资料都做不到。

抗战胜利后，任弼时的病情一度严重到无法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地步，而他的病情引起中央高层注意却是在苏联米尔尼科夫医生抵达延安之后。

当米大夫为我党高级干部们进行了一次身体普查，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除了任弼时以外，其他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

最重要的是，在米大夫口中，任弼时不但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情况还很严重。

其一，动脉硬化程度相当高，并且还在持续恶化。

其二，糖尿病与高血压已经形成相互影响的势头。

其三，血管硬化导致脑供血不足，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还有可能影响到视力。

最终，米大夫给出的建议是：“任弼时的病情相当严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如果休养得当，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建议他能马上休息！”

即便如此，接下来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等等重大工作变动，任弼时都参与其中，承担的工作量有增无减，就连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有他的协助。

最让人敬佩的一点便是，重病中工作起来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位病人，曾经，亲眼看见过他忘我工作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工作起来，好像什么病都被他赶走了一样！”

可想而知，重病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被赶走，促成这一假象的，不过是任弼时强大的意志力，还有身处绝境中的乐观与豁达。

1949年春天的一天，凌晨3点，警卫员邵长和看到任弼时还在伏案专心地工作着，无奈的他只好找到米大夫，两人准备说服任弼时赶紧休息。

当米大夫给任弼时做了简单的检测后发现，他的高压已经飙升到220，心率每分钟110次，听诊心音还有风吹一样的杂音，可他的精神状态却异常亢奋。

在两人纷纷劝说之下，任弼时依旧选择坚持：“我真的没有关系，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革命中弹，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多少次，看到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喘着粗气的老领导，邵长和都不禁心酸落泪，也只有他这样的身边人知道，眼前这位病重的中国领袖，将生命全部的气力都用在了繁重的工作上，正是他向前坚强迈进的每一步，拉动了新中国这条大船的缓缓前行。

3月，任弼时随党中央进驻北平，病情也在不久后急转直下，直到开国盛典到来，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场景。

10月29日，在主席的不断敦促下，任弼时终于动身前往苏联疗养，仅仅过了半年，病情刚有好转，他便立马回京投入工作。

只可惜，在参加过1951年国庆盛典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51年10月27日，任弼时永远离开了，在此前一晚，他还在为朝鲜战局殚精竭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旧保持着战斗者的姿态。

结语

厚重的眼镜、深邃的眼神、浓密的胡子，如此憨厚的容貌，正如任弼时坦诚的为人，有如“沙漠之舟”骆驼一般，即便身负重荷却依旧步伐稳健。

在他的一生中，忍受病痛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原则，他或许是身体最弱的领袖，却一定是信仰最坚定的共产党人。

有人走过一生却也辜负了几十年的韶华，对于任弼时来说，他曾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意义非凡的，是一次次从“小我”到“大我”再到“无我”的升华。

正如当年主席的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