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挂帅

1952年，刘少奇副主席在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需要搞体育，不仅要搞，还要搞好，要在世界体育事业上留下中国人的名字。”于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设被提上日程。发展体育事业要有一个好的领头人，这个领头人的人选就落在了贺龙元帅身上。据《贺龙传》中记载：“主席和周总理都推荐贺龙元帅为体育事业的当家人。”

为什么要选择贺龙元帅呢？其实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元帅就是八路军体育事业的先驱者，1940年贺龙元帅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组建过“战斗”篮球队，这支篮球队在西南地区，制霸全场。在边区的比赛中，连续3年夺冠，没有一支队伍能与其抗衡。除了组建篮球队外，贺龙元帅还在抗战时期修剪过体育设施。据《贺龙元帅》中记载：“1941年，贺龙元帅在重庆大田湾修建了大学生体育馆，馆里配备了田径赛道、排球、篮球等体育设施。”贺龙元帅也因此培养出许多大学生运动员，为中国的体育发展打下了基础。

组织任命贺龙元帅为体委会主任时，贺龙元帅还在西南主持工作，据贺龙儿子回忆：“周总理给我父亲打来长途电话说：全国体育总会建议你当选主任，我和主席商量过了，你有什么想法？父亲回答：好，我跟着组织干。”

就这样1953年4月，贺龙元帅从重庆前往北京，主持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工作。

元帅出招解决困难

贺龙元帅到任后，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据党史记载：“这次会议上，贺龙定下了体育发展事业的计划，制定了体育人才任免的名单。”做好准备工作后，体委会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

由于当时国家才刚刚成立，很多人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意从事体育事业，认为体育事业是“旁门左道”，不是正经的差事。据民国史料记载：“1948年，国民政府的体育发展部门还空着200多人的职位。”所以体委会在选将时就遇到了“无人可用”的困难。

贺龙元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可是下足了功夫。据《贺龙》中记载：“贺龙当时任命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为国家体委竞赛司司长，但张之槐不想离开军队，对贺龙说：军队事业要比体育重要，我还是在军队做贡献吧。”

贺龙元帅非常了解他的心情，就对他说：“体育事业和军队发展一样重要，你看我们国家在过去被人叫做‘东亚病夫’。现在我们在军事上，赶跑了所有侵略者，体育事业上也应该摘掉这个‘病夫’的帽子！”张之槐认为元帅说的有道理，中国不应该再被称为“东亚病夫”，于是就接受了司长一职。

人员安排的困难解决了，体育设施的建设成了难题。据《体育发展史》中记载：“1955年以前，北京市只有一座老旧落后的体育馆，且常年无人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于是贺龙决定在北京建设一座大型多功能的体育馆。

他挖来以前和他在西南地区搞建设的老战友张一粟，又“拉拢”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组成了体育馆设计小组。1955年4月耗时1年，建立起了一座包含游泳、田径、足球、羽毛球等众多体育功能的大型多功能体育场。

世界冠军

贺龙元帅在内地发展体育的事情，传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乒乓球冠军容国团，正因痛失参赛资格而懊悔不已。当他得知内地欢迎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广东，申请加入乒乓球队。

贺龙对这位冠军运动员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由于时代原因，那时香港来内地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贺龙元帅力保容国团，使他顺利的加入了广州体育学院。据《贺龙传》中记载：“贺龙元帅对审查小组说：容国团的父亲是爱国同胞，他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是人民的好同志。”

在广州体育学院训练一段时间后，1959年，容国团代表中国参加了多特蒙德世乒赛。中国队在这届比赛上的发挥并不出色，杀到四分之一决赛时，仅剩容国团一名队员，容国团倍感压力。贺龙元帅在比赛开始发来电报，鼓励道容国团：“要坚持到最后，我和总理为你在北京庆功。”

容国团不负众望，在决赛时力压匈牙利老将西多，夺得第25届世乒赛冠军，震惊了西方世界。贺龙元帅在容国团的庆功宴上说道：“容国团同志，给祖国带来的荣誉是前所未有的，全体体育事业人员，都要学习容国团。”1959年恰逢国庆10周年，周总理认为这是双喜临门，于是就命名中国首次生产的兵乒球为“红双喜”牌乒乓球。

在后来的体育事业发展中，贺龙元帅以乒乓球为“突破口”，建立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机制，乒乓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的“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