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盖棺论定”，一个人无论生前多么权势滔天、不可一世，可让后人评价他的标准却是死后的“谥号”。所以在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等地位高的人死后，朝廷会根据他的生平功绩、所作所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或褒奖或批评或同情，也就是“谥号”。

对于文官而言，最崇高的谥号是“文正”。所谓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文正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生前无论个人修养还是对国家朝廷的贡献都首屈一指，才能给予“文正”这一谥号。自唐朝以后，文人就梦寐以求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

北宋的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就曾经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值、人臣谥号的顶点。两宋三百多年，仅有九人谥号文正，就包括司马光和范仲淹。就连王安石这等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仅仅谥“文”，而不是“文正”。

宋朝之后，元朝有五人获得文正谥号，明朝仅有4人。且方孝孺的几百年后的追谥，李东阳的是自己临死前求得的。可到了清朝，居然有8个人获得了文正的谥号！难道清朝真有这么多人功绩大到了顶点了吗？

清朝谥号文正的大臣中，确实有四个人是功绩极大。第一个人是汤斌，汤斌是清初的理学大家，继承并调整了明末以来的王学，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第二个是刘统勋，是雍正乾隆二朝的股肱之臣，官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三部尚书，劳苦功高，他的长子就是“宰相刘罗锅”刘墉。第三个曹振镛则是为官52年，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以平定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名副其实的人臣之极。第四位则最富盛名，是击灭太平天国、挽救了大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对大清可谓是再造之功。

可是另外四个人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虽然也是地位高功绩大，但相比曾国藩他们而言，却又明显不足了。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文正谥号，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好学生——未来的皇帝，也就是他们的身份都是帝师：朱珪为嘉庆帝师，杜受田为咸丰帝师，李鸿藻为同治帝师，孙家鼐为光绪帝师。

嘉庆在为皇子时，乾隆宠信的是大臣和珅，嘉庆也一度被和珅打压，全靠老师朱珪从旁保护。所嘉庆登基上对朱珪极为感激，特意在他去世后赐予文正。

咸丰的经历则和嘉庆有相似之处，咸丰幼年丧母对老师杜受田感情很深。他弟弟就是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訢，无论文才武功，都在咸丰之上。但咸丰用杜受田之计，表现出自己仁孝过人，让道光大为感动，于是才在正大光明匾后立咸丰为太子。

也就是从此而起，帝师获封文正成为了一个惯例。所以，后来的同治的老师李鸿藻、光绪的老师孙家鼐，作为大臣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功业贡献，但因为自己的学生是皇帝，所以运气好就获得了其他文人梦寐以求的文正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