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中国大陆一个访日代表团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一个叫周鸿庆的办事员兼翻译因为酒后失行，在受到同事指责后，竟然叛逃了，后来被日本警方扣留了，中日双方就引渡一事进行协商。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远隔重洋的台湾，蒋介石闻听此事后，反应出奇的大，甚至不惜与日本政府闹翻，要知道在当时，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还存在所谓的“外交关系”。

那么，这个叫周鸿庆的小人物，为何会牵动蒋介石的心呢？

这件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中日之间便有着民间往来。

尽管双方的仇怨似乎才刚刚过去，但本着朋友遍天下的原则，为了推动中日之间关系的变化，中央也采取了很多政策。

1958年7月，我国领导人在同日本友人见面协商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提出了中日外交上应遵循的“政治三原则”：

“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

在以上三个基础上，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

1960年8月，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又提出了一个贸易三原则：

“一切协定今后必须由双方政府缔结；在政府协定未能订立而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民间合同；日本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日民间交流逐渐频繁，双方的关系也在进一步接触中不断改善。

1963年9月6日，应日本油压机工业协会的邀请，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该团曾赴东京、大版、名古屋、福冈、广岛、静冈、神奈川等地进行考察，并定于10月7日离日回国。

当时周鸿庆也在代表团中，任办事员兼翻译。

本来这只是属于双方正常沟通交流，不想后来因为一件小事，直接引发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惊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面。

就在代表团回国之前，日本方面作为东道主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举行送别酒会，宾主之间其乐融融，就在酒酣耳热之际，双方的精神也逐渐放松，说话也随意起来，当然几乎所有代表团的成员都牢牢地守住底线。

只有一个人例外。

也许是喝多了，也许是本身思想上就存在松懈，周鸿庆当着中日代表的面，竟然直接表示羡慕日本优裕的物质生活。

本来这也只是酒桌上的戏谑之眼，日本方面并没有表示介意。

可就在代表团成员回到所居住的东京“巴莱斯”酒店(即：皇宫饭店)，与周鸿庆同住一室的代表团团员严肃地批评了周鸿庆羡慕资产阶级物质生活的时想。

“回国以后，我要向上级反映，请求组织出面对你进行处理。”

就这么一句话，直接把周鸿庆吓得酒醒了，他哪儿知道自己因为喝醉酒后一番话，会带来如此严峻的后果。

要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初，这件事情最后造成的结果，那时相当严重。

周鸿庆万般后悔，此刻却没有后悔药可耻，晚上睡下以后，周鸿庆满脑子思索的都是回国以后自己的遭遇，一直快到凌晨时分，周鸿庆萌生了一个想法。

10月7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周鸿庆悄悄离开酒店，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并告诉司机：

“我要去台湾驻日本“大使馆”。”

显然，周鸿庆想了一个蹩脚的办法，就是离开此地。

如果说周鸿庆就此叛逃，那倒也省事儿了，要知道周鸿庆不过就是个小人物，并不能提供价值，最多他的名字事后会出现在官方通报里，万世造人谴责。

可这件事后来又出了一个变故。

司机拉着周鸿庆，直奔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可司机却并不知道，当时所谓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已经从原来的旧址搬到了新的地方，原址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办事机构。

因为是凌晨时分，这个办事机构根本没人上班。

就在周鸿庆走投无路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对面的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于是乎周鸿庆又跑去敲苏联驻日本大使馆的门，因为是凌晨，值班人员没给他开门，周鸿庆就翻墙跳了进去。这下惊动了苏联使馆的警卫人员。

随即，周鸿庆被一拥而上的警卫给扣住了。

当然，事情到这里，周鸿庆的行为依然不为人所熟知，如果苏联大使馆的人不说，谁也不知道周鸿庆在哪个地方，可事情偏偏就有巧合，当时一个日本警署的官员在附近巡逻，看见了周鸿庆翻墙跳进了苏联大使馆。

于是乎，就在第二天上午10时，东京警视厅驻麻布警察署的署长亲自赶到了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周鸿庆，苏联大使馆当然不肯把人交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也知道了周鸿庆失踪的消息，团长陶亨咸立马向国内做了汇报，按照组织指示，代表团决定暂时先留在日本，竭尽可能的斡旋此事，并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日苏协会的关系，希望能将周鸿庆引渡回国。

10月7日晚，中国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派工作人员到苏联大使馆，要求苏联大使馆将人交出，在中方反复交涉的前提下，苏联大使馆仍然予以拒绝。

据中方在事件后在报纸上刊载的消息称：

“苏联使馆采取极其蛮横无理的态度，开始否认有此事，后来被迫承认周在使馆内，但又拒绝交人，当即引起日本各界人士和在日爱国华侨的义愤。显然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并通过相关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了一定影响。”

二

周鸿庆当然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一个人，竟然惊动了中日苏三国出面。

中日几次交涉，苏联大使馆始终态度蛮横，予以拒绝，而据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一秘马尔科夫称：

“这是因为苏联方面还要向周鸿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全部原委和经过，然后才能办理有关引渡的手续。当周鸿庆提出想去苏联之后，苏联大使馆方面表示很难对其予以协助，并劝说他向日本警方自首，然后再援引日本有关政治避难的法律条款，争取留居日本或去台湾。”

日本政府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以周鸿庆签证过期、非法逗留日本为由，出具了逮捕令。

10月8日凌晨3时，在周鸿庆进入苏联驻日大使馆一天一夜后，苏联驻日大使馆终于同意，向日本引渡周鸿庆。

日本警方在逮捕周鸿庆以后，关在麻布警察署进行审讯，随后日本警方质控周鸿庆违反了“入境管理法”，并将其交由东京地方检察厅起诉。

10月9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下达判决：

“对周鸿庆“免于起诉”移送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收容所关押，等待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最终裁决周鸿庆的去留问题。”

本来事情到了这里也应该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走流程，将周鸿庆引渡回国。

可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又出现了变故。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了周鸿庆的事以后，立即指示台湾驻日“使馆”，要求其不惜一切代价将周鸿庆带到台湾。

台湾驻日“使馆”一等秘书吴玉良在接到了蒋介石命令后，带着日本律师于10月16日见了周鸿庆一面，在一番花言巧语的劝说下，成功说服了周鸿庆，并让他做出了前赴台湾的决定。

不过，蒋介石可能也是没想到，周鸿庆态度之反复，远远超过他预料。

周鸿庆做出决定赴台湾后，又见到了日中贸易协会派来的律师小田成光，当时周鸿庆仍表示：

“想留在日本，如果不行则可以去台湾，但是决不回大陆。”

小田成光律师告诉周鸿庆：

“去台湾的直接后果就是从此无法再和国内的家人联系，如果周选择留在日本，我愿意提供帮助。”

于是，周鸿庆又做出了留在日本的决定。

为了争取将周鸿庆引渡回国，大陆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起到关键作用的有两件东西。

一件是周鸿庆妻子写来的一封信。

“你一直未归，我和孩子每天以泪洗面。我想你大概是因为没有过去的斗争经验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你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保持坚定的意志。“

还有就是大陆方面做出了承诺：

“早日回国，不考虑给予处分；如果不回来的话与其去台湾不如留在日本；不会给你的家人施加压力；可以自由地和你的妻子交流；请你考虑自己的艰难处境。”

于是，周鸿庆坚定了留在日本的想法。

即便如此，当时台湾方面仍然未死心，继续派人游说，但周鸿庆也意识到，台湾当局对他不过是利用，因此更加坚定自己的主张。

不过，这件事仍然有反转。

日本方面后来判定，周鸿庆适用于强制遣返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周鸿庆决定如何，他都会被遣返回国。

周鸿庆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一决定，甚至想提出上诉，后来经再三考虑后，又决定放弃。他仔细思考了自己的处境，又决心为家人考虑，决定还是回到祖国去。

10月2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遣返地的遣返令开出。

这也似乎意味着这件事的尘埃落定。

可显然并没有。

三

蒋介石显然对这一结果不甚满意。

10月29日，蒋介石指示台湾驻日“使馆”照会日本政府，表达他对此事不满意的态度，并向日本外务省施压，并称此事为“高度政治事件”，要求日本基于人道主义，暂缓遣返周鸿庆回大陆，使其有时间考虑最终取向。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予以承诺，仍然欢迎周鸿庆台湾，并对其生活与安全做出承诺。

蒋介石大不寻常的态度，其实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始终未建交，相反的是，日台之间始终维系着所谓的“外交关系”。

本来蒋介石对这一结果也是乐见其成的，可随着后来中日民间交流逐渐频繁后，蒋介石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1960年7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上台以后，致力于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广泛同世界各国展开贸易往来，特别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原则下）。

不过，池田勇人这一举动，无形中也推动了中日之间的交流。

后来也有专家称“池田时期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

1962年11月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即《LT贸易备忘录》)。使得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或“亦官亦民”的新时期，这是自二战结束后从未达到的一个高度。

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变化。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通过周鸿庆事件，来向日本政府施压，看看日本政府在面临抉择中，究竟是选择他，还是选择中国大陆。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遣返周鸿庆的决定，但迟迟不给其出国许可，导致了周鸿庆滞留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周鸿庆那时已经坚定了回国的意愿，并数次发起了抗争。

池田勇人虽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他无力改变二战后，日本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的形势。

美国是不希望看到日台所谓外交关系破裂的，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流露出与中国建交的意愿后，就更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1964年2月23日，在美国的牵线下，日本首相吉田茂率团到台北，不久之后美国也派出特使飞赴台北。

等于说在美国的要求下，日台之间维系了表面上所谓的“外交关系”。

1964年11月9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因病辞职，佐藤荣作上台，台日关系终于又重新走上亲密合作的道路上来。

蒋介石也通过这件事弥补了周鸿庆事件中丢失的颜面。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中的小人物周鸿庆，最终还是顺利回国。

日本虽然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无法挡住民间的声势浩大的声援，据事后《人民日报》刊载称：

“当时有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东京华侨总会等32个政党及团体组成了周鸿庆事件对策委员会，这些友好人士为事件的最终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鸿庆为了能顺利回国，期间也进行了绝食抗议。尽管他的行为仍然不值得谅解，但这份气节与精神还是值得夸赞。

1964年1月1日，周鸿庆踏上了回国之路，1月12日，周鸿庆所乘坐的轮船在大连靠岸。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当天晚上在大连举行晚宴，欢迎周鸿庆回国。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

“尽管周鸿庆犯有错误，但他以爱国精神战胜了蒋帮的诱惑和威胁，毅然决然地进行了绝食斗争，终于胜利地返回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他在行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正了错误，对他这种热爱祖国和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行为，我们表示欢迎。原单位已经决定对周鸿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不仅不给予处分，而且照旧录用并保持原职原薪。”

从这件小事上，不难看出看出，日本在对于新中国关系的态度上，其实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愿意与中国大陆开展经贸往来；而另一方面，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迫于美国与台湾的压力，不得不与新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蒋介石虽然通过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勉强维系了双方的“外交关系”，可实际上却是大败亏输，因为他无法改变中日两国人民对于彼此交流的迫切意愿。

1964年8月，中方在日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之后，日方在中国设立了“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还决定互派常驻记者。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式步入了“半官半民”的阶段。

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也加速了改变对华政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更是不顾台当局的警告，于1972年9月29日访华，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蒋介石恼怒之余，对此却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