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如今已经并不存在的苏联，许多国人的印象都是“老大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也的确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大量实打实的帮助。不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苏联当年也同样为新中国挖下了大量的坑，而且有不少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从“九一八”开始

抗战爆发之前的远东地区，中、日、苏之间呈现出一种实质上的三角关系。

由于日本陆军内部激进派力主“北进”，苏联也同样面对着与日本开战的可能。对于斯大林来说，最好的如意算盘当然是先让日本与中、美冲突，从而实现置身事外的目标，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于是，当时的苏联采用了与昔日马其顿防线接近的“挤压防堵”策略，通过在远东不断增加武力配置来堵死日本的北进之路，迫使日本选择南下侵华。

苏联的谋算十分清楚：一旦中日关系绷紧，那么当时因为意识形态、历史问题等因素而一度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必然缓和。苏联自身需要一个坚持抗日的中国，而中国也会越来越需要苏联从内陆方向提供的外援。等到日本陷入中国地区的战争泥沼之后，苏联再对中国施以援助，如此便能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局势发展确实基本如苏联预期的那样进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从东北开始其侵华步伐；1941年4月，在经过若干年的讨价还价后，《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签订，约定为期五年。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

“中立条约”的主要约定通常都差不离，如果缔约的一国和其他国家打起来了，那么另一国需要遵守约定，保持中立不参战。日苏两国互相承诺保证中立，彼此都庆幸暂时降低了与对方火拼的风险，但这个条约却是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筹码的，也使得中国抗战进入了一个极为艰难的阶段。

为什么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条约，严重损伤中国利益？

因为这两国在签约完成的同一天，还共同发表了一条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所谓“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日本则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外蒙”）作出了对等承诺。

这就意味着苏联下一步为了缓和对日关系，必定会减少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而且，日苏之间取得这样的共识，本质上拿着中国的领土利益做交易才达成的，也难怪蒋介石一闻此讯，直接就说这是俄方“损人利己之一贯惯技”。

即使难以作出实际有力的反制，民国政府也没办法对这种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的举动听而不闻。时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在第二天就发出了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苏日拿着中国的主权订立条约，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可能承认的。

当然，苏联要达成自己“促使日本将战争枪口对准中国”的目标，它不可能仅仅依靠一纸条约。为了震慑日本，它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远东地区进行一系列加强国防力量的操作。各类机械化重武器部队都有扩充，飞机近两千架，太平洋舰队的舰艇近三百艘，驻军力量在50万人以上。

正是靠着这样左右逢源、多方横跳的操作，苏联才在二战期间避开了两线作战的风险，一直有惊无险地撑到了二战结束，而且站上了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位置。

“三巨头”与雅尔塔体系

1945年2月，二战的局势肉眼可见地走向尾声。随着苏军在战场上开始逆转反攻，斯大林和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风生水起，他被视为足以左右当时世界局势的“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丘吉尔鼎足而立。

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黑海北部的雅尔塔召开会议，开会的地方属于苏联。这个会议成了斯大林一生功业的顶峰。为了换取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本作战，美国在会上不断“代替”中国转让大量特殊利益，苏联从中捞到了大量好处。

苏联并非不想洗雪日俄战争的耻辱，但它仍然留着日本，摆出可以为日本提供“调停”的姿态，也屡屡拒绝出兵远东。这样的姿态实际上是将日本作为筹码，压迫美国让出更多利益，同时也阻止美国援华，防止邻国的实力得到增强。

有英国学者统计，二战期间，仅仅美国就向苏联提供了超过一千七百万吨物资，其中超过八百万吨经由远东运入。然而苏联一方面通过远东接收援助，另一方面却仍然维持“日苏友好”的约定，以此为借口拒绝盟军使用远东基地打击日本的要求，也禁止盟军使用这条通路为中国运送援助物资——无论接收方是重庆还是延安。

苏联的这一番操作果然奏效，美国为了把苏联拉过来，促使其对日宣战，又一次把中国的切身利益作为筹码送给了苏联。

这三个大国在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议中，牵涉到中国的条文主要有以下这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不改变、大连港国际化且保障苏联优先权、苏俄海军可以租借旅顺港、苏联插手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在满足以上条目之后，保障了中华民国拥有满洲地区完整主权。

从这些信息中不难看出，苏联在雅尔塔与英美达成共识，与之前和日本签约时的局面也不无相似之处——同样都是通过对中国利益的划分，满足了大国的胃口，接下来其他的事情才能顺畅谈得下去。

外蒙和“不冻港”

为什么苏联对于分裂外蒙如此热衷？如果站在苏联取守势的角度上，是因为外蒙古距离西伯利亚铁路太近，苏联担心这条远东大动脉受到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

然而实际上，苏联并不是一个时常采取守势的国家，苏联意图对中国保持压制和威胁的态势，外蒙古便凸显出特殊的地理价值和军事价值。这片土地西接新疆、东连东北，而且距离中国首都北京也很近。一旦局势有变，来自苏联的钢铁洪流完全可能用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

这样的危急局面并非杞人忧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陷入紧张，苏联便曾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了近百万大军，对中国整个北方的安全施加巨大压力。

至于苏联对旅顺和大连港的垂涎，更是要追溯到一个历史悠久的苏联（俄国）传统策略问题。

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国就已经建立起了影响深远的“出海口战略”。这位大帝认为未来时代必定是大航海时代，内陆国家天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致力于大北方战争，将大半个波罗的海变成俄国内湖。此后的继承者和更替者，也几乎人人都继承这个路线。

无论是俄国还是苏联，虽然这个国家国土广大，但却始终没有能够连接全球级主要航海线路的出海口。这也成了该国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它向西南方向扩张、谋求黑海出海口，向东谋求太平洋出海口，向南谋求印度洋出海口。

虽然从满清手上抢到了海参崴，甚至连名字都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但由于纬度够高的缘故，这个港口并不是一个不冻港，商业价值受到制约。俄国也曾经占据过旅顺大连，后来因为日俄战争之败，这两个港口又被日本人夺到了自己手上。

旅顺与大连对于当时的苏联而言，一方面带有绵亘数代的“不冻港”情结，另一方面又是洗雪“战败”耻辱的象征。可想而知，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控制了这两个港口，是无论如何不肯轻易吐出来的。

铁路“共管”

既然已经说到了苏联对旅顺、大连的觊觎理由，那么这个协定中关于中国的最后一条——苏联对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保持极大控制力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即使苏联已经实现了染指旅大，但仍然还需要解决一个关联问题：旅顺、大连都在中国境内，与苏联领土并不相连，要长期保证对这两个宝贵港口的控制，就必须保证控制中长铁路。

这条铁路最早动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名叫东清铁路，是沙俄为方便攫取中国东北的资源利益而建的，客观上也拉动了沿线许多城市的交通和贸易发展。后来经过增建、并入其他线路，最终形成一条由苏联境内经哈尔滨、长春直达旅顺的铁路线，它的名称也变成了“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

雅尔塔会议将中长铁路的很大一部分控制权划归苏联，这就相当于苏联在中国国土之内拥有了铁路沿线的势力范围，不但令中国的主权受损，甚至连国土安全都因此岌岌可危。

旅大两港扼守渤海门户，一旦失去对这里的控制，相当于京津重地门户大开，外来军队一旦从大沽口登陆，分分钟威胁首都的安全。在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外国侵略者都是从这条路线登陆入侵，一路打到了北京。

如果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考量，这些条文每一条都是大坑，不但在当时难以被社会舆论接受，长远看来更是后患无穷。

但即使如此，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是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承认了雅尔塔协议的生效。根据前后这一系列条约的规定，长春铁路由两国共管30年、旅顺海军基地的共享年限同样是30年，大连成为自由港，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则由中苏“共同经营”。

结语

条约虽然由蒋介石政府签订，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并不适宜直接废除，而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摆上了共和国领导人的案头。建国后仅仅两个多月，毛主席便率代表团出访苏联，后来周总理也赶了过去。这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目标之一便是解决当初中华民国那个条约留下的烂摊子。

经过了极为艰苦曲折的博弈，直到1950年的2月14日，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终于尘埃落定，毛主席形容这个过程是“让老虎吐出口里的肉”。至此，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给中国挖下的坑，也才获得了基本的解决。

参考信息：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例》签订始末；文萃报·周五版；2020年12期

试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中的条约继承问题；社科纵横；2016年3期

冷战的转型——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九州出版社；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