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随着淮海战场利好形势的进一步推进，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已经如同丧家之犬，只能四处流窜。除了少数部队在陈官庄以西负隅抵抗外，当时解放军和老百姓到处都在抓俘虏，大量的国民党军已经被俘。

当时在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内，一个农民见到了十几个带枪的国民党兵，第一时间向我军方进行报告。

驻村的华野四纵十一师的我军战士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抓获了这群国民党。当时十几个人宛若惊弓之鸟，抓捕过程非常顺利。

可这些战俘被带到华野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面前时，陈茂辉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对劲。

图-陈茂辉（1912年——2015年），男，福建上杭人，毕业于政治学院速成系

这十几个人“鱼龙混杂”，什么身份都有，有随军记者，也有司机和卫士，还有一个是个领导，自称是军需处处长高文明。

可在仔细打量这几个人后，陈茂辉根据多年经验分析，认为这几个人里面，肯定有国民党高级将领。

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所以的疑点都指向了那个自称高文明的军需处长，可是对方对此矢口否认，没有确切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对方的身份。

陈茂辉假装中计，让敌人误以为已经蒙混过关，却秘密派人观察。果然，疏于防备的高文明露出了马脚，被陈茂辉抓了个正着。

经过审讯，陈茂辉意外发现，这个自称高文明的军需处长，实际上正是我军大力搜捕的杜聿明！

杜聿明究竟是谁？他被俘后又经历了什么？现在怎么样了呢？

图-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陕西米脂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文武双全，品学兼优

1904年，杜聿明出生于陕西省，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当地的封建地主。富裕的生活条件，让杜聿明从小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当然，除了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外，杜聿明能够成为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和他的父亲也有莫大的关系。

杜聿明的父亲杜良奎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后来参加了同盟会，并且鼓动县里的名团赶走清朝官吏，积极参加反袁称帝的斗争。

可以说，杜良奎一直对杜聿明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杜聿明的三观。正是因此，杜聿明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这么突出。

图-杜聿明

别看杜聿明的父亲是个举人，杜聿明可不喜欢舞文弄墨，他最喜欢的是玩弄枪支。不过，这也没有耽误杜聿明学习，小时候的杜聿明可是个文武双全的“小天才”。

不过在杜家的长辈相继去世后，杜良奎因为在外教书，从来不过问杜家家中琐事，于是管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杜聿明的身上。

幸而杜聿明天资聪颖，接手管家的重任后，把杜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了杜家众人的一致好评。

杜聿明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回到了家中，看到儿子因为管家荒废了学业，心中十分失望。于是便把管家的任务交给了侄子杜聿成，自己带着儿子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

这所学校的校长名叫杜斌丞，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杜聿明的堂哥。

在这所学校里，有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这样的优秀老师，更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学生。

榆林中学的学习生涯，对杜聿明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一生。

1923年，从榆林中学毕业的杜聿明，和妻子曹秀清结了婚，次年和同学一起来到北京。

本来他们想共同报考北京大学，但由于目睹了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统治，内心那颗压抑不住的爱国之心，让他们感觉十分愤怒。

恰逢此时《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和熏陶的杜聿明，经过慎重考虑后，选择报考黄埔军校。而这个选择，成为他一生重要的拐点。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杜聿明十分刻苦，对待学习从不马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后来因为表现突出，多次晋升。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杜聿明已经升为了师长。

虽然是国民党将领，但杜聿明的心中始终有一颗爱国的红心。纵然国民党当局不作为，杜聿明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大大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扩编后改名200师，杜聿明任师长。

在湖南期间，长沙经历了一场大火，但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竟然趁机来到湘潭城下，意欲火烧湘潭城。

杜聿明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不仅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还派人对放火队成员严加看管，而且狠狠斥责了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杜聿明还特意张贴的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

杜聿明用一己之力，救下了湘潭城数十万人的生命，事后湘潭万民感恩戴德、万民称颂！

1939年11月，杜聿明担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率领部下参加了桂南会战，在昆仑关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作战，重重挫败了素有“钢军”之称的日军第五师团，成就了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杜聿明

步步深渊，万劫不复

正所谓人无完人，杜聿明在军事领导上也有自己的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断，这一点是兵家的大忌。

古话说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带兵打仗的人在外，对于领导的一些指挥，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军事形式进行合理判断，不能一股脑全盘照收。毕竟在战场上的人和远在千里之外朝堂上的人，对战场的了解度不同。

杜聿明此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战场上“太听话”，不能做到“善断”。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杜聿明率领部下远征滇缅，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其进行遥控指挥，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杜聿明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和蒋介石进行汇报，并且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事。最后导致大军误入了野人山，延误了战机不说，还导致我数万中华儿郎葬身荒野，可谓一重大军事失误。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满腹经纶”的杜聿明，却似乎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前有抗日战争时期血的教训，后又有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蹈覆辙”。虽然杜聿明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成绩优秀，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也有非常多的军事实践，但他“不善断”的缺点却让他本该平顺的人生，步步走向了下坡路。

其实杜聿明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每每和蒋介石因此发生冲突时，杜聿明却不能坚持己见，而是选择了屈服，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形式。纵然一次次实践证明了蒋介石的判断失误，杜聿明仍然不懂得如何争取，更不懂得如何说服，只知道“按部就班”。

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从徐州撤退的时候，他和麾下各个兵团的司令光一致认为，撤即不能打。

面对蒋介石的压力，杜聿明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也同时把自己麾下30万的士兵，通通带到了陈官庄的绝境中，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图-蒋介石、杜聿明

杜聿明被俘记

1949年1月10日的清晨，一个起来做农活的农民，遇见了十几个形迹可疑的国民党士兵。当时淮海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我军战士和老百姓都在奋力抓捕国民党军。

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式对我军利好，所以私下逃窜的杜聿明集团，各个宛若惊弓之鸟。

这十几个国民党军被俘的时候，过程也十分顺利，不过华野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却敏锐地发现这几个战俘的身份，可不像他们说的这么简单。

“报告！陈主任，人已经带到了！”负责押送的干部，在进门前向陈茂辉报告。

陈茂辉仔细打量了眼前的战俘，其中有一个人看着40来岁，身上穿了一件士兵的棉服，还披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这个人缩着脖颈，弓着腰，耷拉着脑袋，看起来垂头丧气，像个老伙夫。

这个人自称高文明，是国民党军的军需处长。陈茂辉等人仔细打量了这个人，看起来有股子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一个小小的军需处长，做事为何如此沉稳干练？

但仔细询问了一番，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就在陈茂辉以为自己是过度紧张时，这个人的一个动作引起了陈茂辉的怀疑。

听到陈茂辉客客气气招呼自己坐下，高文明竟然从自己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根玻璃纸包装的香烟，然后微笑着递给了陈茂辉，随后自己才放到了嘴里。

这时，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见到高文明要抽烟，赶紧掏出打火机，“招呼”着这位军需处长抽烟。

陈茂辉含着笑意看着二人，心里却已经有了打算。

“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陈茂辉单刀直入，直接开始问讯。

“第13兵团的。”

“你们第13兵团有几大处？”

“6大处。”

“你把6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茂辉说完就递给高文明一个本子。

结果这高文明开始伸手掏自己的大衣口袋，捣鼓了半天，拿出了美国香烟、美国牛肉干、高级水果糖......最后终于从棉衣口袋里找到了那支派克金笔，开始在陈茂辉递给他的本子上，陆陆续续写出六大处处长的名字。

当时美国大量援助的“骆驼牌香烟”

派克笔（非杜聿明所有）

但此时的陈茂辉，看似表情波澜不惊，实际上心中已经有了“小心思”。

陈茂辉看着眼前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和派克金笔，他知道这些可不是包围圈里一般的蒋军军官能享受的！

高文明握着笔，只写了几个名字，就写不下去了。此时那个记者赶紧作揖打圆场：“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

陈茂辉制止了，随后板着脸问：“说吧，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说完，陈茂辉拿起了桌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意欲非常明显。

见到高文明等人没有反应，陈茂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把以前经常给杜聿明等人唱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

此时这个高文明行为更加诡异，他一个劲儿地往火塘里加高梁秸，一个屋子里搞得青烟缭绕，直到琴师被带走。

后来，安排这几个战俘吃饭的时候，一个人窃窃地说了句“总司令”，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被陈茂辉安排的人听到了，随后便报告给了陈茂辉。

通过对这些疑点的分析，陈茂辉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证，于是他把那个自称记者的人单独交到了审问室。

经过一番心理战，这位记者早就已经情绪崩溃，陈茂辉软硬兼施，讲清了利害关系后，对方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我交待！我交待！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这个时候，敌工部也派人送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和那位自称高文明的军需处长对比后，陈茂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狼狈被俘。

图-位于安徽省萧县张老庄村的被俘处

积极改造，宽大处理

虽然我党的政策非常宽容，对待这些战俘也采取了优待的政策，但很多时候一些战犯和我军的立场不同，不能理解我党的良苦用心，不认为自己有错，更不愿意接受管教。

杜聿明却与之完全相反，他一直对自己的过往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党和人民肯定不会放过他，被俘后三次尝试自杀，希望能够“以死谢罪”。

但杜聿明没想到，我党竟然对其十分宽大，不仅及时派医生救了他的命，而且还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对于以前行军打仗落下的旧疾，我党也安排了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治疗。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慢慢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态度。

本来杜聿明这个人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封建地主，父亲也是一个清末的举人，所以杜聿明的骨子里虽然有股子爱国的热情，但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

这种从小就认定的思想模式，在一个人的中晚年时期，想要更改，简直难于上青天。

可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杜聿明开始敞开心扉，积极接纳新思想，积极配合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虚心学习，态度端正。

正因为如此，1959年新中国特赦战犯时，杜聿明便作为第一批特赦犯被释放，成为了一名合法的新中国公民。

此时的杜聿明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当年妻子跟随蒋军一起去了台湾，被许诺衣食无忧，结果却连维持生计都困难。一直到后来女儿杜致礼嫁给了杨振宁，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才跟随女儿去了美国，算是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

如今杜聿明已经被特赦，他想念自己的亲人，虽然此时生活困顿，但还是想着能和妻子团聚。

一边是女儿，一边是丈夫，这让曹秀清有些难以抉择，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曹秀清还是回到了祖国大陆，回到了丈夫杜聿明的身边。而这件事，也给了杜聿明新生的希望。

图-曹秀清、杜聿明

此时，杜聿明接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人民政府请他做政协委员。杜聿明得知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一个战俘，竟然能去做新中国的政协委员？

杜聿明的心中百感交集，他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断去弥补、去改正，他甚至从来没想过会被原谅。

而我党不仅原谅了他，还十分信任他，这让杜聿明深感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用实际行动感恩我党，感恩新中国。

1961年3月1日，杜聿明就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把自己在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中的亲身经历记载了下来，完成了组稿、审稿及整理编纂文史资料。

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等作品，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图-杜聿明

我党的关怀，让杜聿明倍感温暖，他也一直铭记在心。杜聿明慢慢意识到，华夏儿女流淌着一样的血，祖国和平统一才是大业，更是未来所趋。

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后，他写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开始联络在台湾的老同学、旧部，希望能够为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一直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杜聿明，终究还是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幕。1981年5月7日，因为肾衰竭等恶疾，杜聿明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临终时，杜聿明还在挂念祖国统一，他留下了遗言：

“病危深思，最关怀者惟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