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一众在抗战期间担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甚至战区司令长官的黄埔生高级将领，却没一人能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意味着他们此时的政治地位、党内地位还比较有限。

这样说其实并不算太过严谨，毕竟曾扩情、贺衷寒等两位黄埔一期生都在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简称“中委”）。

但问题是，曾扩情、贺衷寒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级将领，而是高级政工人员，前者时任军委会政训处中将处长，后者曾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进一步说，国民党“六大”之前，胡宗南、杜聿明、关麟征等黄埔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但没谁成为“中委”，连候补“中委”都没能捞到一个。

哪怕资历更深的黄埔教官系高级将领，也仅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王柏龄等人在国民党“五大”被选为“中委”。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之时，抗战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国民党中央军也在正面战场的缅北、滇西、桂柳等地发起了对日反攻作战，王耀武部第四方面军甚至还为赶上国民党“六大”而匆匆结束了湘西会战。

无论是政治需要也好，平衡和安抚需要也好，国民党都到了必须提高黄埔生高级将领政治地位的时刻。

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党“六大”上，胡宗南、桂永清、宋希濂、关麟征、王耀武、康泽、郑介绍民、李默庵等黄埔生高级将领都成为了国民党“中委”，从事政工工作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袁守谦等也如愿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如果再算上连任的“中委”曾扩情、贺衷寒，国民党“六大”选出的黄埔生“中委”计有以上十二人，其中胡宗南、桂永清、宋希濂、关麟征、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袁守谦等都为黄埔一期生，康泽、郑介民、王耀武皆为黄埔三期生。

这十二位正式“中委”之外，国民党“六大”还选出杜聿明、郑洞国、李玉堂、刘戡、彭善、毛邦初、唐纵等黄埔生担任候补“中委”。

这些候补“中委”，除毛邦初、唐纵分别毕业于黄埔三期、六期，余者全都出自黄埔一期。

看到这可能有人会问了，郑介民、唐纵这两位军统局“帮办”都成了正式或候补“中委”，真正掌管军统的戴笠何以没进入“中委”之列？

这个问题问得好。国民党“六大”时，蒋校长的确有意提名戴笠为“中委”，戴笠表示愿以非国民党员身份终身只对蒋校长本人负责，转而推荐唐纵替他出任候补“中委”，这让蒋校长非常满意。

检视以上这些进入“中委”的黄埔生名单，我个人分析，他们的入选可能亦是黄埔系内部博弈之下的结果和产物。

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袁守谦这些高级政工人员就不说了，把他们充实到“中委”之列，提高其政治地位，必定是蒋校长加强部队政工工作的意志体现。

康泽、郑介民、唐纵等都属于具有鲜明特务标签的黄埔生代表，而利用特务加强统治亦是蒋校长的“杀手锏”之一，因此这个重用姿态一定要做足，让特务为其继续卖命。

毛邦初算是典型的“外戚”，亦是蒋校长安插在空军之中的代表，以制衡蒋夫人、周至柔（陈诚派系）等。

剩余的其他黄埔生“中委”和候补“中委”，基本都是军事一线主官，且大多与何应钦走得较近，比如宋希濂、关麟征、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李玉堂，以及胡宗南、刘戡等。

至于李默庵、彭善，前者不太确定是否属于陈诚阵营，后者是陈诚集团的骨干倒是毫无疑问。

再有一点，以上这些直接带兵的高级将领，大部分还都出自何应钦任总司令的“陆总”直属滇西远征军、昆明防守总司令部或所属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可能亦不是什么巧合。

毕竟，在正面战场对日军反攻，甚至抗战之后挑起内战，蒋校长主要还要依靠他们，不失时机提高其政治地位，也算是一种直接的笼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