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8日，江西景德镇两名便衣公安人员来到了清风岭街一家瓷器店，问一个矮矮瘦瘦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是不是陈老板，男子爽快地说他就是。

便衣人员表示想和陈老板谈点生意，最好去外面谈谈，于是就带着这位名叫陈敬斋的人来到了景德镇公安局。

突然明白过来的陈敬斋脸色大变，他知道自己将会因1931年犯下的罪恶受到应有的处罚了。

这桩案子，可以追溯到1930年8月。

刚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的邓演达组建了旨在反帝、反封、反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被蒋校长称为“最有可能取代我的人”。

素来投机革命的江西都昌人陈静斋，加入了该组织并成为上海干部会的干部。

陈敬斋这人品质恶劣，追求腐化生活，经常哭穷，邓演达曾先后三次为他特批了补贴，应该说待他很是不薄。

1931年6月，他因达不到地下工作的要求，被上级停了现职，并准备派他去福建工作。

陈敬斋起初死活不愿去福建，可不久他又表达了想去的强烈意愿，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去之前一定要见邓演达一面。

原来，被停止工作，生活的窘迫，让陈敬斋动了一个丑陋的想法：国民党及蒋校长不正在悬赏缉捕邓演达吗？既然没有前途，也不被信任，何不投蒋？或许用邓演达还可以换来一生的荣华富贵。

这个背景，就是陈敬斋后来做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愿去福建，并提出无论如何要见邓演达一面的原因。

1931年8月3日，决心叛变的陈敬斋用化名给正在南昌行营的蒋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他的身份，又说邓演达业已回到上海组织反蒋，如有需要，可派人前来联系等等。

不久后，南昌行营果真派来了五个特务，在上海通过登报寻人的隐秘方式与陈敬斋接上了头。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初步约定，陈敬斋负责提供有关邓演达的情报，南昌行营负责缉捕，事成之后给陈敬斋五万银元出国留学。

为获取邓演达的住址，陈敬斋特意给邓演达写了一封信，请求出发去福建前能得到他的当面指导。邓演达接信后，安排属下说可以接见陈敬斋，但时间、地点待定。

8月17日，邓演达如期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某私宅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训班授课，这是一次极其机密的活动，除活动参与者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百密一疏的是，邓演达也让人把陈敬斋找来听课，或许他是想课后再安排接见吧。

心中有鬼的陈敬斋自然无法专心听课，途中以肚子疼要去买点药为借口离开了愚园坊20号，并很快把消息传递给了特务们，邓演达等人就这样被自己人给悄悄出卖了。

南昌行营特务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静安寺巡捕房中西警探将愚园坊20号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场缉捕了邓演达等人，并随后查抄破坏了临时行动委员的各个机关。

邓演达被捕后，先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受讯问，后被引提到位于白云观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了起来，8月21日再被解到南京羊皮巷军法司临时监狱，最后关押在富贵山炮台。

听说一直视为心腹大患的邓演达被捕，蒋校长异常兴奋。除了派人多轮游说，蒋校长还亲自见了邓演达三次，劝说他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转而与自己合作，甚至表示可让他坐第二把交椅。

邓演达的回复是蒋氏违背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坚决反对蒋氏的军事独裁。见事不可为，蒋校长黑着脸悻悻地走了。

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氏的侍卫长王世和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长邓警铭等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此后遂有蒋校长所说：能取代我的人已被处决。

至于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当天就匆匆乘车去了南京，住进了中统机关。见到中统负责人叶秀峰时，陈敬斋表示不愿意留在中统工作，要他们兑现当初承诺的五万银元，并尽快办妥出国手续。

叶秀峰说出国手续不好办，上面准备发放一万银元作为他的奖励。陈敬斋当然十分不满意，但却无可奈何，只好勉强接受。他最后只拿到八千银元，另外两千被侦察队长邓警铭私吞了。

心情复杂的陈敬斋灰溜溜地回到了江西景德镇，重拾祖传旧业做起了瓷器生意，潜伏了起来。他的提心吊胆之外的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

由中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而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并没有遗忘陈敬斋这位出卖邓演达的叛徒。经过曲折过程，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熟悉陈敬斋情况的人。

他们还了解到，潜伏在景德镇的陈敬斋虽然做着瓷器生意，可一直经营平平，获利不多。在北京、江西全部走完各种批捕程序后，他们决定假借与陈敬斋谈生意将他捉拿归案，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最终不但陈敬斋被成功抓获，私吞过陈敬斋两千银元“赏金”的凶手邓警铭也落网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二人都对当年的罪恶行径供认不讳。

1951年4月25日，经军事法庭最后判决后，陈敬斋被执行了枪决。

此时距邓演达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这份对邓演达亡灵的告慰，虽然迟到太久，却幸终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