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对于夏王朝的研究实际上是充满了无奈的，因为目前发现的和夏王朝同时期的遗址并没有出土像殷商甲骨文那样大规模的文字记录，所以我们只能从众多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寻找答案――对于上古史的研究，陶器的形制与器物的组合包括陶器的纹饰都是判断该处遗址族属的重要标志，当然这种分类研究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无疑是乏味而难以理解的，所以在这里我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这个道理就像是今天的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吃米（米汤，稀饭）需要小锅来煮，吃面食（馒头大饼）则需要笼屉蒸锅，各地的习惯不同。放在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则是各部族的习惯不同，留下的器物自然也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依靠着这些器物的风格以及组合特点还有出土地点的分布状况，从而判断各部族的生活范围，再结合史书记载，找出夏王朝的大宗――夏后氏部族的分布状况，最终将夏这个神秘的王朝的真实面貌还原出来。

有人说，当下没有出土过夏代的文物，没有发现夏代的遗址。其实这句话不全对，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很多和夏朝同时期的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址被发掘出来，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河南中部以及山西南部――这无疑和历史上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央区域极其吻合。而在一些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呈现的考古现象甚至和史书上对于夏朝和夏朝之前与夏后氏有关的史实完全符合。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就是：大禹（姒文命）在涂山这个地方召集诸侯，手执玉帛祭祀上天。毫无疑问这次大会名义上是名义上是祭祀上天，实际上是各个部落方国向夏后氏效忠的一场大会，完全可以这么说，这场涂山大会勾勒出了夏王朝的雏形。

在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一带发现了大规模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包括大量的祭祀遗址。更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包含了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甚至包括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地被称为禹会村，遗址中的各种文化因素十分丰富，又有大量的祭祀遗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禹会涂山，或者完全可以这么说，禹会村遗址就是禹会涂山在考古学上的反映。

禹征三苗是中国上古时代， 距今4000多年前，北方的华夏族部落联盟在禹的带领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联盟为了争夺奴隶和生存空间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结束后，中原的尧舜禹势力彻底压服了南方的三苗势力，华夏大地的形势由三足鼎立（华夏东夷三苗）转化为东西争雄（华夏东夷）。在今天的河南南部以及湖北地区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以及屈家岭文化二期的墓葬都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这些古代遗址的居民依旧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先民的后代，而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古城城墙很多都被推倒了，征服者推倒了被征服者的城墙。这些考古现象都和史书上的记载一致，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可以释读的文字，但是这些遗址现象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史书上的记载。

《书·禹贡》:“ 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在夏朝，玄圭代表了一方诸侯的王权，舜把玄圭赐给禹，实际上就完成了对禹的分封。这种尧舜禹以及夏代的玉器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出土，这也就是说明在4000多年前，受到夏礼影响的地区不止在黄河流域。而夏礼的传播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文化政权作为支持。

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地区发现的大型史前城址实际上并不止二里头遗址。比如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墙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山西夏县遗址，东赵遗址，新郑望京楼遗址，陶寺遗址，陕北石岇遗址等等。虽然目前并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已经发现的遗址和文物和史书记载进行判断，这些证据已经完全可以印证夏王朝的存在。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关于夏代的讨论。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我觉得挺失望的，很多网民对于夏代的争论往往都会带着极其严重的地域色彩和反权威的味道，甚至为了这些不惜反智，不惜胡说八道。你说人家专家胡说八道，那请你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自己的观点，对于历史的证明和讨论可不是谁声音大谁就对，那是要讲实际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