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须有定志，不趋时尚

曾国藩在京城时，大多数时间在输林院和信事府任职，这两个衙门是积累才学、培养名望的地方。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根基，没有依靠，因此苦练内功，“每天以读书为业”。翰林院散馆后，可以谋个考差，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考不考差，翰林能够自己把握；能不能到外地任职，就不是他们能掌握的了。相当多的人虽参加完考试得到差事，个别的到外地做学政、知府就算是美差了。曾国藩认为，在外做官、做事很受限制，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得外任的差事，当然是好事，即使得不到，也可以读书学习培养名望，不沾世俗风气。

因此，曾国藩制订学习计划。从他31岁起，他跟唐镜海学习做学问的方法。从那时起才仔细地阅读史书，寻求治国的学问；同时研究诗歌古文和词，分类记录下来。唐镜海只帮助他学习义理，曾国著就把朱嘉的书作为每日的功课，开始专心研读宋学。

1842年，曾国藩32岁，从这一年起，他规定每月的功课。课程共有十二条：一是恭敬，二是静坐，三是早起，四是读书时不二心，五是读史书，六是说话谨慎，七是养浩然之气，八是保持身体健康，九是知道每天失去了什么，十是每月别忘了自己能做些什么，十一是练字，十二是夜里不出门。

曾国藩35岁时，名声地位逐渐显贵，家里喜庆的事不断，门庭十分热闹，曾国藩却常常把这当作警戒，他给自己的书房定名求阙斋。他说：“对别的事可以容忍缺陷，但对家门中事必须要求完美无缺。”他非常反对趋时若鹭的做法，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根基。他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辞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和刘传莹讨论追求根本的学问，并规劝朋友，警诚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只是对于古文和各种文体的诗，自已感觉有了进步，将来在这些上，应该能有些成绩。只恨现在没有像韩愈、王安石那样的人，和我互相引证…另外附摘录《五篇)一首，(养身要言)一篇，《求阴斋课程》一篇。”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

他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说：“我早年没有自立，从庆子年以来，才开始研究学问，浏览了明朝和本朝的大儒们的书，但不能分辨得失对错。听说这里有对古文诗的精辟论断，就去查阅。他的话实在有值得采纳的，于是就找来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方苞的著作，精心地阅读。其他六代擅长诗歌的，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这些人，虽然流派不一样，但主旨一样，以后就知道古代懂得大道理的人，没有不精通文字的、善写文章而不懂得大道理的可能有，哪有懂得大道理而不擅写文章的呢？”

曾国藩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就是把他的丰富著作留给了后人。现在他的书几乎都翻刻印刷多少次，但仍很畅销，说明这些书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