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学良发动兵变，成功“捉蒋”，对于老蒋该杀还是该放，各方势力议论纷纷。

面对动荡的局势，伟人迅速做出决断：放蒋才是上策！

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明明伟人和老蒋都互相对立，为何反而还主张放蒋呢？而不久之后，事实证明伟人的建议是正确的，令人佩服无比！枪响华清池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时，蒋介石还在睡梦之中。突然，居所外枪声大作，吓得他来不及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赶紧从五间厅的后窗跑路。

幸好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不一会，就在两名侍卫的保护下，一口气跑到了华清池的后山上，打算从后山后门逃走。可此时时间是凌晨四点，后门门锁紧闭。他只得颤颤巍巍地爬上围墙，试图翻墙逃离。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但翻过围墙后，又跌进一处深沟，这一跤把蒋委员长摔得十分够呛，他挣扎了好几分钟都没能爬起来。

歇息了一会以后，来不及检查伤势和恢复体力。如惊弓之鸟的蒋介石深恐追兵追上，就又起身跌跌撞撞地逃至骊山，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卫兵。

半小时后，狼狈不堪的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山顶。但穷追不舍的追兵也已将骊山团团包围，蒋介石侍卫与叛兵再次爆发激战。

短短一个钟头，蒋介石的卫兵就被全部击毙。躲在山顶一石洞内，正瑟瑟发抖的蒋介石终于被揪了出来。通过“叛兵”的军服，他终于明白事情的原委：自己已经被张学良扣押了。

至此，张学良的“捉蒋”行动，大获全胜。筹谋“捉蒋”

其实最初，张学良和蒋介石并非仇敌。相反，两人关系还十分要好，甚至还是拜过把子的结拜兄弟。

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因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他一夜之间被骂成了千古罪人。更要命的是，东北军内部，也开始不断出现争执。从此，张学良开始深深地怀疑，蒋介石的政策是否正确？

恰在此时，苦闷的张学良，在机缘巧合之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这些进步书籍，让他茅塞顿开，并产生了新思想的萌芽。也为日后我方出面，调停西安事变，进而促使达成全民族抗战统一阵线打下了基础。

而让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甚至主动与我方接触的契机，发生于他与杨虎城的相识。

杨虎城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他与出身优渥的张学良不同，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经历的苦难生活让他明白，只有联共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确出路。

因此，他一直坚定主张抗战，并对我方暗中提供帮助。

在杨虎城的影响下，张学良秘密会见了周总理，正式与我方达成了停止内战、逼蒋联合等八项协议。1936年5月，杨虎城、张学良与我方“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成。

另一方面，老蒋也逐渐觉察到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两人表面上虽仍以兄弟相称，但关系早已出现了裂痕。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这次来西安，他除了继续冥顽不化地强推所谓“剿匪政策”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已在秘密准备清除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了。

12月12日，为了逼迫老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于当日凌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正式爆发。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我方高层的高度关注。我方关于西安事变的讨论

西安事变发生得太过突然，就连伟人都感到始料未及。这既是契机，也是挑战。

伟人等我方高层，清醒地认识到，这起事件一定会深刻改变我国历史的走向，这是一个必须谨慎、妥善处理的重要历史拐点。13日，我方召开会议，详细探讨了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伟人指出了该事变的本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重要基础。伟人认为：这次事变的主要矛盾，是坚持抗战派与妥协派的矛盾，对这一事变的处理，应以争取全国联合抗日为目标。

在谈到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性质问题上，伟人整体持积极褒扬态度。

他认为“捉蒋”对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又忧虑这次行动过于冒进，可能会导致全国激烈的动荡。最终，根据会议精神，确定了拥护张、杨二人，通过西安事变，影响全国一致抗日的方针。之后，高层继续深化了对于西安事变一事，具体处理办法的讨论。

首要决定的，就是名义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处理问题。

到底是“杀蒋”还是“放蒋”？高层内部意见不一。

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蒋介石策划白色恐怖，暗杀了许多进步人士，是毫无疑问的千古罪人。应该趁此机会，将蒋介石直接处理掉。

但伟人当即反驳了这一提议，他详细分析了国内局势，认为蒋介石真的被杀，局势不仅不会对我方有利，也不会对人民有利。一片混乱的国家，反倒是日本侵略者乐意看到的。

伟人语重心长地表示，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并非我方与蒋介石的内部矛盾，而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敌我矛盾。为了全国人民统一的抗日阵线，蒋介石这一名义领袖还不能倒。

最终，伟人总结到：在蒋介石问题上，“杀蒋”要不得，会落了日本人的圈套。我们应该争取“放蒋”，联同蒋介石一致抗日。最终，我方一致认同，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

而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伟人的高瞻远瞩。事变后各方反应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国家局势走向果如伟人所预料的那样，急速恶化。

因张学良筹划此次事件时，准备不足，甚至没想过如何收场的问题，导致事件迅速“高开低走”。

被扣押的蒋介石，也预感到张学良等人的冒进行动，将会导致事态愈发失控，自己也难逃一死。心如死灰的蒋介石，在狱中已写下了三份遗嘱。日夜忧虑中，以至看到有人拿着手枪来找他，他都会认为是来枪毙自己的。

而外部的世界，则更加混乱。最高领袖被扣押，制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各路派系粉墨登场，都想趁乱捞取最大利益。甚至有人想在乱局之中暗杀蒋介石与张学良等人，趁机夺权。

更让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本应该是“联蒋抗日”的兵谏行动，最终竟反倒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险些葬送了我国抗日事业。

12月16日，在日本势力的介入下，亲日派首领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他打算趁着乱局，以“征讨”的名义，武力进逼西安，甚至还派出飞机轰炸。此时的他，正做着一举消灭张学良与蒋介石，好自己一人独揽大权的美梦。

另一方面，在上海治病未与蒋介石同行的宋美龄，看见报纸上铺天盖地“西安兵变”的消息，甚至有报纸公然声称“蒋介石已死”。这让她急得跳脚，立即动用了全部力量，拼命营救自己的丈夫。

之前被蒋介石压制的几大军阀此时也跳了出来，蠢蠢欲动。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国内局势一时之间变得极度混乱。

文豪闻一多在当时的演讲中，更是哀叹“西安事变将使国家倒退20年前大混乱！”“这是要害了整个国家！”周总理积极斡旋，达成六项主张

眼见西安事变不断复杂化，矛盾不断升级，事变影响也有走向反面的危险时。

最终站出来将事件拉回正轨的，还是伟人。

12月17日，在伟人的指示下，周总理等高层领导人飞抵西安，与各方代表相谈。周总理的到来，给骑虎难下的张、杨二人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周总理立马马不停蹄地会见多方代表，并掌握了大量一手情报。

他通过调查了解得知：煽风点火的亲日派何应钦，其目的完全如主席所料，就是为了制造内战，好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亲美派的宋美龄，则终于表达了抗日决心，致信周总理称“宁抗日勿死敌手”。而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缓和。

18日，周总理又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详尽分析了国内外局势。最终，他们同意了我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至此，西安事变在我方的努力下，已基本拉回统一抗日的正轨。

之后，周总理正式向各方人士提出我方主张，表示除了联合全国积极抗日以外，别无所求。这一诚恳的主张受到了各方一致认可。

24日，在我方积极斡旋之下，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与我方代表周总理组织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会谈结束后，周总理又会见了蒋介石，最终，蒋介石也认同了联合抗日的主张。

就在众人都以为西安事变终于解决的时候，张学良的一个行动，让刚刚好转的局势再次急转直下。危机再起与结局

关于释放蒋介石这一问题，东北军内部之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矛盾。

东北军大量高层将领都认为，虽然赞同和平解决，但是如果就这样轻易释放蒋介石，可能会招致其残酷的报复。

他们深感不安，并给宋子文为代表的蒋介石方面写信，信中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要挟，要求他们签署中央军撤出潼关的文件，之后才能释放蒋介石。否则，他们将誓死反对。

得知此事后的张学良，深恐夜长梦多，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局面再出什么大乱子，于是未与杨虎城等人甚至也未与周总理商量，就把蒋介石偷偷送回了南京。

结果，刚一下飞机，张学良就被蒋介石拘禁了起来。东北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再次爆发严重内乱，成了一大遗憾。

但总而言之，西安事变，是抗战最关键的转折点，它迫使蒋介石发生战略转向，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为一致抗日，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虽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过于冒进，险些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依然受到了我方的高度赞誉。

而最终一锤定音，将西安事变，引导向成立全国抗日统一阵线的，是伟人的远见卓识与周总理的积极斡旋，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挽救了民族危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