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周朝衰微、诸侯并起，呈分合吞并之势。各诸侯国或施以武力相倾轧，或利用纵横家之舌争夺集团利益。

辩士苏秦以杰出的外交能力，未耗一兵一卒，实现了诸侯国抑制强秦的“合纵”之约，并相六国。

后人观苏秦早期坎坷经历，分析纵横雄辩的语言，皆可见苏秦学识渊博、心智强韧、论辩善于攻心的优秀之处。

那么，苏秦命运的悲剧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后世有何启发呢？

一、功利主义影响下的入世理想

起初，苏秦师从于鬼谷先生，在结成六国合纵之约前，曾屡次求说于人主而不得。妻嫂窃笑挖苦苏秦“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可见世人对于辩士游说的态度是用“事口舌”来形容的，认为是不务正业，与众人迥异的行为。再加上苏秦处于无人赏识的困境中，因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周围亲戚友朋的看重和支持。

受父母嫂妻奚落，苏秦发奋研习书籍，曰“夫士业已去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而成。

由《苏秦列传》与《战国策》中两段苏秦的内心独白可见，苏秦求说当世之君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思想蓝图或者政治理想，而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价值观。

家人的不理解和嘲笑，更坚定了苏秦欲借纵横捭阖“以取尊荣”、得“金玉锦绣”。因此，“高位多金”入世理想的高昂必然导致苏秦政治理想的模糊。

苏秦说秦遭拒，为实现个人价值，他开始了说取山东诸侯国联合抗秦的道路，此为“合纵”之始。然而六国国力仍有强弱之分，合纵为亲需要合六国之利益为一体。

高诱云:“关东地形纵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纵’。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纵，使与秦合，号曰‘连横’。”由此可知，“连横”、“合纵”本是对立存在的两种外交形式，“连横”则“合纵”损，“合纵”则“连横”破。

以秦之力日益强盛，且六国间其心各异，“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故“合纵”实为一时之功，并非长久之计。

二、受时代推动而走向合纵

英雄往往顺应时代而生，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无形中会影响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时以齐、楚、燕、韩、赵、魏、秦国力较为强盛，称“战国七雄”，诸侯国间相结或相抗对于各国国力盛衰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中秦国占据关西一带，并逐渐有国力强大之势，是苏秦第一个游说的诸侯国。他首先选择了辅佐秦王，无奈时不我与。

苏秦对秦惠王称赞秦国国力强盛，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而秦惠王只是对以“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婉然拒绝了苏秦。司马迁在此写道:“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由此可见有两个时代背景因素阻碍了秦惠王接纳苏秦，一是秦国当时的国力情况，范祥雍曰:“考慧王初立，其时秦国势虽强，尚不足为山东诸侯患，诸侯亦未闻有合纵拒秦之谋。”

即秦国在当时的国力情况下，还不能以称帝天下的目标与诸侯立即抗衡，并且诸侯国还并没有联合对抗秦国的举动，说明秦惠王认为其时犹未晚，自然“连横”之约没有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必要条件。

二是司马迁所认为的秦国刚刚经历过商鞅变法的缘故。秦孝公时，商鞅治法严苛，《稽古录》载“太子犯法，鞅黥其师公孙贾，刑其傅公子虔”，秦惠王即是这位太子。

商鞅被冠以谋反之罪车裂于秦惠王即位的前一年，由苏秦去燕“合纵”年份推断，他求说秦惠王时正是商鞅死后四年之内。

尽管秦惠王在位时仍旧继续推行前王所留下的一些变法政策，但不可否认商鞅在秦穆公支持下所采取的变法手段过于严苛，因而司马迁认为秦惠王由此拒绝辩士佐治国家。

三、为达目的言辞诡诈

无论是苏秦与国君的论辩之术，还是激张仪入秦、反间抓刺客等，我们都可以从人物语言表达中看到苏秦思维当中的诡诈。

这些说辞当中的诡诈之处，既是苏秦作为战国时期策士之一游说王侯赚取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令他遭人毁语为“左右卖国反复之臣”的原因。

在《苏秦列传》、《战国策》相关篇目中，苏秦在说服六国合纵时的论辩语言十分精彩，并且其方式有一定规律可循。以苏秦说燕文侯为例: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苏秦首先描述燕国四方土地边境与地势，接着从土地之广、物产之丰、兵力之强、武器之利等方面陈述，以示燕国实力雄厚，具备丰富的物质条件。

接下来，苏秦详细分析了在抗秦战事上燕国的地理优势，在于国土位处较北和邻国赵的遮蔽，因此抗秦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同时，苏秦提醒了燕国联合赵国的必要性，继而提出“天下为一”，则燕国才会杜绝忧患。

苏秦在说服诸国同意“合纵”的论辩方式大体上十分相似:先是称赞物质条件之丰富足以抗秦，再分析“合纵”是本国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

此外，在说服不同国君的论辩词中，还多次出现“天府”、“王贤”等褒义词语来美化国君。

而六国实力强弱不一，并不可能每个国家都足以抗秦，所以只有当六国联合为一时，各国的地理、兵马、粮储实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六国君主各怀异心，为了令“合纵”约能够顺利达成，苏秦又针对不同实力国家的君主愿望，运用相应的说服方式。

燕国地处较北，是七雄中综合实力较弱的一国，当以保民卫国为重，因而苏秦许以“燕国必无患”。

又如齐、楚实力较强的两国，苏秦贬击一些主张连秦的策士是“养仇而奉仇”的行为，并指出事秦者当“为天下笑”、当“耻之”。

最后，许之以四方来朝、霸业可成的重利。赵国是名义上发起“合纵”之约的国家。起初苏秦为了说服赵肃侯，他用较其他诸侯国更为详细的语言分析了赵国形势。

照惯例叙述赵国的物质实力、假设了秦攻赵危的可能性和随之而来的忧患之后，苏秦以尧舜之功，说明明主应当具备外料内度的能力。

最后，许以“霸王之业成矣”。纵约崩毁后，齐国伐燕，得燕国十城。苏秦奉赵王之命去齐国讨还。

此时秦国已经与燕国联姻，于是苏秦劝说齐王以秦国的原因归还燕国失地，则燕、秦皆喜，将转而化敌为友、转祸为福，与齐国结为“石交”。

由此齐国可进而“取天下”，成霸王之业。苏秦在这些说辞当中所铺陈的因果关系和往来利益，正符合这些君主所追求的理想。

这样，苏秦在论辩之中满足了不同的君主的治国愿望，使国力形势各不相同的六个国家多次结为共同的利益集团，发挥了他十分高超的外交口才。

然而苏秦对各君主所许的利益本就内含诡诈，互相冲突，因而为事情泄露埋下了隐患。因为有人毁苏秦“将作乱”，苏秦再次上表燕王忠心之后，才得到燕王的重新任用。

“连横”策形成之后，苏秦诡诈之词常常又反过来被连横策士们利用去说服人主背弃“合纵”。张仪为了说服人主“连横”，便多次称苏秦“诈伪反复”，“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各诸侯国间为追随利益或化敌为友，或背盟成仇，往往顷刻之间易如反掌。策士们为其主四方奔走，巧舌如簧，多言行有诡，难免会触犯他人利益而遭人诟病与嫉恨。

出于个人的功利理想苏秦选择了入世游说，又在时代的推动下选择了“合纵”的道路，从此不得不努力小心地维护本就不甚牢靠的盟国之约。

苏秦的一生几多成败，可谓荣辱参半。人们常常能看到苏秦身上的一往无前、不畏失败，从精巧论辩中学习他的知识广博、思维敏捷。

他成功促进了一个时代的前进，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成功之外他还生前一直处于困境和挑战，身后也多受人毁誉诟病，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命运中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