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弟弟很爱学习，也很有礼貌。他每次来到黄伯伯的牢门前，总是先轻轻地敲几下门，得到许可，才走进去……”

这是《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文中的节选片段，大家对“小萝卜头”宋振中都已非常熟悉，但却很少有人了解这位“黄伯伯”。

他并不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一名爱国将领。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沈阳城内的所有守军纷纷撤离，执行蒋介石所谓的“不抵抗”命令，只有这位“黄伯伯”率领城内的警察与侵华日寇对抗，打响抗战第一枪！成为当时唯一一支没有实行“不抵抗”命令的队伍。

之后，他又收拢残部，组建东北义勇军，继续同日寇周旋，打击日军嚣张气焰。

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后，他奔走呼号，积极组织营救。

为了能够全力抗日，他义无反顾投身共产党的队伍，却惨遭敌特逮捕。

他惨遭迫害，身陷囹圄十二载，直至英勇就义仍大义凛然，“报国欲死无战场”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就是“血肉长城第一人”，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

一、投笔从戎

1896年，黄显声出生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

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能，使得我国的东北在日本和沙俄人之间来回易手，百姓的生活被列强压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年幼的黄显声目睹了这一民族被分裂的时刻，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更想要让这样的生活得到改变，赶走这些不怀好意的侵略者。

早年，他就读于安东道立中学，他开始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希望将来可以用知识来改变这个“残破”的时代，废寝忘食成为了他学习生涯的主旋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黄显声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在学习更多知识的同时，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并结交了很多和他有同样理想的有志青年。

此时的中国已经落入了日本人的“贼手”，尤其是当袁世凯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后，更加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

黄显声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政府的这种“卖国”行为，感到十分不满，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益增长。

这是全国人民的国耻！

1917年，北洋政府向德宣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在巴黎和会上遭遇不公对待，日本将继续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获悉了这一震惊国人的消息，决定发起示威游行，“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响彻北京上空。

黄显声跟随这些爱国青年们参加了“五四运动”，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但也因此事，他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黄显声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如此努力，却到头来换回这样的结果？他开始反思，开始思考，他明白了“弱国无外交”，要想获取民族的独立，光靠书本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从那之后，他决定弃笔从戎，要用手中的武器，去捍卫民族的独立！

1921年，黄显声顺利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在校期间，由于成绩优异，表现出色，次年毕业后，便得到了加入东北军的机会。

在担任奉天兵工厂少校卫队营长时，他行事精明，作风果敢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随后便一直跟随张学良，为其排忧解难。

1928年，黄显声升任为卫队旅旅长一职，奉命负责沈阳警卫，以及保护张学良的安全。

在此期间，黄显声身上时刻保持的爱国主义思想，让张学良之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时的东北正如在日本人所编织的一场巨大“阴谋”之中。

为了在东北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本人开始向张作霖施压，并在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北伐期间，对张作霖下达了最后“通牒”。

但张作霖却始终没有同意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起了杀心，决定除掉张作霖，消除自己侵占东北的计划。

这便有了之后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不幸遇难，之后张学良在东北军的拥护中，重新掌控起这支军队。

在日本人眼中，尚且年轻的张学良要比张作霖好对付的多，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在成为奉军首领后不久，却直接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张学良的这一做法，强硬地表明了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导致南满铁路陷入经营危机，对于日本人的抗议也置之不理。

此时的日本人已经被彻底激怒，不惜准备发动战争来强夺主权。

二、“不予抵抗”

1930年，东北易帜后，黄显声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

与之前公安局局长不同的是，军人出身的黄显声行事雷厉风行，对下属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对于一些“投机取巧”混入警局的警务人员全部清退。

在黄显声的一番整治下，警局队伍焕然一新，为日后与日军对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不仅如此，黄显声还对当地的社会秩序以及风气进行了整顿，摧毁了很多的烟馆以及赌场。

虽然从军队系统转入警察系统，但是爱国的主流意识未曾衰减半分。

此时的日军已经开始密谋策划战乱，而作为警局局长的黄显声，也早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就通过各方情报，得知了日军可能会制造战乱发动战争的消息。

黄显声立即向辽宁省主席以及东北边防参谋长进行报告，但由于事关重大，二人建议他直接上报张学良。

黄显声便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北平，将此事报告给张学良，然而当张学良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后，却得到了“不予抵抗”的命令。

蒋介石回复道：“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因此不必惊慌。若日军执意进攻切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

此时的蒋介石意在“剿灭”日益壮大的红军，不愿与日本人为敌。

黄显声感到十分不解和无奈，在“不抵抗”的密令下，他堂堂一个负责守卫领土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的警察局局长，竟然一时间不能有任何作为，但他仍派人秘密监视着关东军的一举一动。

并且为了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黄显声自从9月初（1931年）开始，便坚守在警局办公室，寸步不离。

果然，日本人开始行动了。

1931年9月18日午后，黄显声接到了督察长发来的报告：“土肥圆贤二（特务机关长）已于清晨抵达沈阳，并已与本庄繁（关东军司令）会面，恐有行动。”

黄显声深感不安，为了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战事，他立刻召集全城警员，将2000名警员组织起来，以及将全省58个县的警员扩充成12个总队，并且配备了枪支弹药，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变。

晚10时左右，沈阳北大营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突发爆炸，并且现场还有3名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

这其实都是日本人为了能够挑起战争，而自导自演的，事发后，他们诬陷是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随即便向北大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猛烈的炮火声惊醒了留在了旅部值班的赵镇藩，他立即致电荣臻（公署参谋长）请示如何处置，谁知对方的一句话令他彻底惊呆在原地！

荣臻回复道：“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就这样，堂堂东北军的一支劲旅，却在几百名日军的突袭下，四散而逃，营房、武器统统丢失，一些来不及反应的士兵成为了日军枪下的冤魂。

最终，关东军以伤亡24人，击毙击伤东北军300余人的战绩，成功占领了北大营。

在城外枪声响起之时，黄显声立即致电张学良，请示应急办法，却得到了“若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不出意外，果然又是“不予抵抗”，但是黄显声并没有遵守这样的命令，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样去做。

黄显声致电各公安分局：“各队将尽全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主动放弃驻地！”

一场沈阳警察队伍与日本关东军的殊死一战，即将爆发。

三、殊死一战

19日清晨，率先攻入沈阳城的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市区各大商埠以及大小西关。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原驻守与沈阳城的守军已经尽数出逃，只有极少的武装力量与当地的爱国群众，在与进犯日军进行着最后的抵抗。

可以说，此时的沈阳城已经沦为了一座无兵把守的空城，战况十分严峻。

然而就在这危急时刻，黄显声率领着众多警员挺身而出，利用熟悉沈阳城地形的优势，与敌人进行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巷战。

在已经混乱不堪的环境下，为了能够更好地指挥警员作战，黄显声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将自己的设置在了战斗最为激烈的二经街。

而由他率领的这支队伍，也成了当时沈阳城内，唯一没有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

沈阳南市场、三经街等公安分局的警员们闻令而动，按照黄显声之前制定的作战部署，奋起抵抗。

然而，由于双方人数差距过大，沈阳城的警员们又身处绝境，得不到任何支援，战况惨烈，令人深感震惊、悲痛。

当日军攻入位于工业区的公安六分局时，虽然警局内仅有三十多名警员，但是仍奋力反抗，抵挡数百日军的进攻持续近3个小时，最后子弹耗尽，上前肉搏，被日军残忍杀害。

驻守南市的二十多名警员，同样寸步不让，拒不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投降，最终全部战死。

在遭到日军围捕时，警员们为了避免落入敌人之手，选择饮弹自尽，还有甚者身缚炸弹，选择与日军同归于尽。

日军为了泄愤，对已经惨死的警员们继续施行“迫害”，惨烈程度，可谓人神共愤。

日本方面曾经留下了几段记录：“进攻省城的第二十九联队，也在进军途中荡除了巡警队等的抗阻。”

“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

截至21日，沈阳这座“孤城”已经被关东军彻底攻破。

看着眼前一个个为国捐躯的警员们，黄显声的内心悲痛到了极点，为了保留这支队伍的有生力量，黄显声最终下令突围并撤守锦州。

至此，黄显声所率领的这支由警员组成的队伍，成为了最后一支撤出沈阳城的中方武装力量。

从那之后，我国军民便迎来了14年之久的浴血奋战，黄显声也开始正式投入到这场捍卫民族尊严的战争中去。

四、不忘初心

日寇开始侵占东北，在“不抵抗”政策下，驻守东北的19万东北军尽数撤入关内，致使日军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黄显声带领撤退的警员们仍在积极抗日，他们转战辽南、辽西一带，对日军进行小规模侵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以警员为核心的这支队伍，在黄显声的带领下逐渐壮大起来，而当初黄显声扩充的12支警察队伍，也成了日后东北各路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黄显声带领队伍与“东北民众自卫军”交战，消灭了这支由汉奸和日本特务组建起来的部队。

11月，又将在关东军扶持下组建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斩于马下，随后沿着大凌河进行布防，打击日寇，守卫了这里的百姓。

他们不是正规军，没有正规的番号，于是被人们称之为东北义勇军，截至1932年2月，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20万人，他们在各地与日寇展开游击战，对日伪军队遭受了一定的打击。

1932年，日本关东军将枪口直至热河省，同年，黄显声率领的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

热河的地理位置十分敏感，它位于长城以北，是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的重要战略目标，若此地落入日本人之后，日军便不断可以切断东北义勇军和关内的联系，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入侵我国的内蒙和华北地区。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仍在奉行他那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无暇顾及关外。

但此时热河的军队在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已经逐渐壮大起来，为了阻止日寇攻占热河，与敌人开展了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后，黄显声率领部出关迎敌，在白马关一带拼尽全力阻击来犯日寇，令这些日伪军头痛不已。

然而迫于国民党方面的监督压力，黄显声最终只得无奈撤退。

此时的黄显声陷入到了绝望和迷茫之中，沈阳城的“不予抵抗”，长城外的“各种阻拦”，国民党令他伤透了心，残酷的现实让他逐渐清醒，在偌大的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只有跟随共产党的领导，才可实现他的雄心壮志。

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暗中与北方局的共产党同志建立联系，在他的帮助下，一大批共产党党员来到了骑兵第二师展开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整个队伍队员们的政治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但此事却令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将黄显声视为最大的威胁，为了分化东北军的力量，他开始利用高官厚禄利诱黄显声，但都遭到了拒绝。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后，黄显声被任命为骑兵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由黄显声率领的这支队伍，也成了驻守西北的东北军中，唯一没有与红军发生过对战的部队。

在此期间，黄显声多次向张学良进言，要联共抗日，不要被蒋介石蒙骗，这对张学良日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36年8月，早已对国民党当局失望透顶的黄显声，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入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

之后不久，张学良与杨虎城便发动了震惊世人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虽然促进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战线的形成，但是张学良却遭到了毫无理由的扣押。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行径，黄显声感到极其憎恶，他表示坚决拥护张学良，并且抗日救国的决心没有受到一丝的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显声便立刻率领部队赶往前线，对日军对抗，在漳河一带重创日军。

就在此时，黄显声收到了周恩来发出的邀请，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汉。

在这里，他与众多爱国人士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希望能够一同打回东北，但是很遗憾，张学良始终未能摆脱国民党的控制。

他对国民党彻底丧失了希望，于是准备前往延安，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五、英雄永存

1938年春，黄显声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但此是的他已经成为蒋介石的“打击对象”，就在他动身的前夕，国民党当局对他进行了抓捕。

对于国民党方面可能会发生的行动，周恩来曾提醒过黄显声，“迅速转移并停止公开活动”，但他还是大意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竟会如此决绝。

2月2日晚，黄显声被两名声称是延安方面的人带离了住处，当看到周围埋伏好的特务时，黄显声这才恍然大悟。

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你们请什么抓我。”

却得到了冰冷的六字回复：“联共反抗中央。”

当时国共两党已经达成抗日统一战线，何来“联共”一说？这显然就是国民党当局的肆意妄为。

之后，黄显声被秘密关押在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后又被转移到了息烽集中营。

为了让黄显声有所交代，国民党特务对他百般折磨，但他却从不屈服，“生死存亡在所不计”是他在狱中一直坚守的原则和立场。

他告诉同处狱中的爱国人士们，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即便会遭到敌人的侮辱和虐待，但是要时刻保持着一名军人以及革命者的威严。

在息烽集中营，黄显声遇到了同为追求真理而惨遭国民党迫害的女青年黄彤光，并且曾用自己所学的医术，将已经病入膏肓的黄彤光救了回来。

在艰苦而又漫长的监狱生活中，黄显声与黄彤光两人逐渐产生好感，他们坚持着，希望能够有朝一日重返战场，为革命事业再做贡献。

1946年7月，集中营被撤除，黄彤光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释放，但是黄显声却又被转移到了重庆白公馆。

出狱后的黄彤光和我党其他成员，曾多次组织营救黄显声，但是都被他拒绝。

在黄显声给黄彤光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爱国无罪，如果我逃了，他们就会颠倒黑白，还会连累那些无辜的同志。”

在黄显声的心中一直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与张学良将军一同正大光明地走出监狱，但很显然，国民党不会就此作罢。

在白公馆，黄显声结实了小萝卜头宋振中，并且为他传授知识，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出狱后能够继续为民族独立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黄显声和宋振中这对监狱中的师徒故事，也成了日后流传的一段佳话。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沦入敌手的东北全境终得解放。

得知这一消息后，黄显声眼含泪光，激动不已，共产党完成了他心中多年的心愿，他开始更加振作起来，等待着重见光明的那天，然而，遗憾的是他将再也不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1949年11月，在百万解放军的炮火声中，国民党坚守着的重庆即将解放。

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达密令，将囚禁于重庆的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全部处决！

11月27日，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带出了监狱，当他行至院坝中间时，惨遭杀害，这一年他53岁。

在黄显声留下的绝笔信中，他这样写道：“……你千万珍重，不可过分慌乱，悲伤难过。我就是万一不测，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

12月15日，重庆各界人士为这些惨遭国民党杀害的革命烈士举行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重要领导参加了此次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革命将领，被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供后人敬仰。

结语

纵观黄显声将军的一生，是为寻求革命真理而坚守的一生，直至牺牲的那一刻，他都未曾向敌人妥协！

“生死存亡在所不计”，黄显声虽然坐牢，但是不曾犯法，他是为人民，为祖国，为抗战坐牢，为联合抗日坐牢。

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社会，献给了国家！

碧血丹心，英雄永存！致敬黄显声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