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讲究文武结合治理国家。在古代，有武将镇守边关，保卫一方平安；也有文将镇守朝廷，协助皇帝处理各类事务。古言道“武将不惜死，文官不爱财，方可国泰民安”。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想天下天平，武将就要勇敢抗敌不畏惧生死，文官就要清廉从政不爱惜财。可见，武将、文官一直存在于我国历史之中，缺一不可。并且从古代上朝的站位来看，等级相同的文官武将也都是齐平的，不分伯仲。

到民国时期，乃至我党成立后，军队里也一直同时存在着将领与政委两个职务。这两个职务也不分高下，将领负责在战场上带兵打仗，政委负责在后方制定战略计划。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甚至到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工厂之中也是同时存在厂长与政委的角色。厂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政委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思想路线的正确。

因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军队里的将领与政委，还是工厂里的厂长与政委，两者的工作都可以概括为实际应用与思想指导。因此，只有政委的思想路线正确，在其指导下的实际工作才能不偏离轨道。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后，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就是主席。由此可见，政委的工作是需要一个极具理论基础的人来担当的。在主席之后，第二任政治主任是王稼祥。

第二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是一个读书人。他出生于安徽，十八岁之前在本地读书，上学过程中，他高举反帝反封的大旗，带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成年后，他离开家乡，进入上海附中学习，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各类爱国行动。

通过多年的学习，他很快认清形势，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救中国，进入上海附中的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同年，他来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王稼祥的读书之路是比较顺畅的，在感受到共产主义的好处之后，就来到了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更加先进的苏联继续深造。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毕业后，又到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

他对理论从来不含糊，认真读每一本书，并深刻理解其内涵。在多年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王稼祥感受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热爱及支持。1928年2月，他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接受到先进教育之后，王稼祥回到中国继续深入研究共产主义，并希望通过共产主义实现中国的解放与独立。因为其先进的理论基础，他受邀担任《红旗》、《实话》两本杂志的总编辑。

后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壮大，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富强的精神愈发明确，王稼祥开始转向党内的政治工作。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接替主席的政务，成为给了第二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第一票拨乱反正

尽管王稼祥在苏联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基础极其牢固，但他的思想十分活跃，并非是死读书的人。

即使在最初，他认为照搬苏联经验的思想没什么错误，但一次次的失败后，他逐渐意识到，只有将理论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价值。

正是此时，他开始认可毛主席的思想，认为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依靠先围剿城市，再深入农村”的路线只是理想，在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并不能真正落实。而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

王稼祥与主席的渊源从这里展开。第四次围剿中，他身受重伤，腹部中弹，但是当时的医疗环境十分恶劣，即使可以手术，也没有麻醉可以用。为了可以活下去，王稼祥忍痛做了手术。

但即使这样，子弹的碎片还是残留在他身体里，没有取干净，忍受着剧痛做了手术的王稼祥，又不得不忍受着身体里残余子弹碎片的折磨。而此时，国共合作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开始了长征之路。

不得已，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王稼祥，开始了两万公里的长征路。而此时，在另一条路线上的主席也身受重伤，躺在担架之上。王稼祥与主席的会面是在担架上完成的。

他们交谈之后，相互欣赏对方的思想，这也让王稼祥更加确信主席的想法没有错，必须快速改变当时党内的主导思想。主席和他经常在担架上交流思想，也不失是一副有趣的画面。

1935年，我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支持主席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我党内部的拨乱反正。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作出重要贡献。

主席经常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可见，即使在主席心里，他也是功不可没的。即使在后期，主席也没有忘记和否认他的功劳，在他下放回到北京后，立刻为他重新安排了职位。

没有军衔，却在我国外交场上纵横捭阖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并没有军衔。其实，按照他的资历和在政治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若是要授予军衔，那一定是将军级别的。但是，王稼祥并没有继续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到他更感兴趣的外交领域开启新天地。

当然，王稼祥没有军衔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他在政治领域有着不凡的表现，但是并没有实际上过战场。种种原因，王稼祥在建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担任副部长一职。

在外交部的他如鱼得水，1951年转为部长，1956年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几年，随着周恩来总理访问各个国家，了解不同国家的国情。

纵观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在遵义会议上至关重要的人，他还是一个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总之他是一个一心为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