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在孙中山离开坚守55天的永丰舰再次回到上海寓所当起“寓公”之时，也给回师援粤的北伐军找了一个好去处——福建。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指示当时的北伐军退居闽南？孙中山被陈炯明赶离广东，为何仅仅半年时间，又重返广州？

1、北伐军为何退居福建？

许崇智回师援粤被挡在韶关不得前进之时，孙中山指示北伐军退入赣南，然后再向福建大举进军。

孙中山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当时孙中山与段祺瑞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而福建的督军李厚基，本是皖系的重要成员之一，与浙江的卢永祥关系也颇为密切。但他手下的臧致平原是驻沪混成旅旅长，北京政府曾把他调来援助龙济光，任厦门镇守使。

龙济光失败后，又调任汀州镇守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原属于段祺瑞麾下著名的小打手徐树铮（民国时期人们戏称“小徐”，以区别于大总统徐世昌)所辖的西北参战军，也因援龙济光调来福建，他们两人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下，一向对李的态度颇为傲慢，而李也将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久就想将他们铲除掉。

直奉战争之后，作为皖系成员的李厚基，却极力向直系的吴佩孚献媚，以求保存位置。而吴佩孚因一来要铲除他暂时鞭长莫及，二来也想收容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北伐军的一个爪牙，因此，在吴佩孚的唆使下，李厚基首先逼走了藏致平，然后又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

除此之外，李厚基对徐树铮也颇不客气，对徐欲拥戴“孙（中山）段（祺瑞）”二老共谋统一的意见，更是嗤之以鼻。

因此，李厚基被皖系的人痛骂为忘恩负义之徒。

王永泉本来与福建各地的反李（厚基）武装力量和臧致平的旧部都有联络，同时在孙皖联盟的形势下也与许崇智保持着联系。

而从直皖战争中败下阵来的徐树铮更是秉承段祺瑞的意旨，意欲夺取福建地盘，请孙中山调驻瑞金的许崇智协助驻延平的王永泉部驱逐闽督李厚基。

而作为许崇智，他早年在福建的重大影响至今不衰，现在兵败赣南，正在茫无出路，经过孙中山派人一番穿针引线之后，便计划率所部（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部合计尚有一万余人)与王永泉共同进取福州，双方协议：

1、彼此合力驱李（厚基），实行孙（中山）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开创东南新局面；2、闽局定后，福建问题交王永泉全权主持。北伐军则借此休养整顿，再图打回广东。

2、跳出三面围攻

由于此时陈炯明与直系的吴佩孚都急于要消灭孙中山的残余军事力量，早就和李厚基商定三路围攻的计划，吴佩孚派出第十二师周荫人部进攻江西的会昌，陈炯明派出尹骥为“援闽”总指挥进驻江西的寻乌，李厚基派出第二混成旅王献臣(原是李的卫队团长)由闽南的上杭、武平，相约在筠门岭会师。

这样的一种军事布置，无疑在闽、赣、粤三边布下一道铜墙铁壁，退守在赣南的许崇智的军队乍看插翅也难飞进福建的腹地。

但许崇智采用避敌主力之计，打着开赴浙江与浙督卢永祥会合的旗号，于1922年9月7日离开瑞金，进入福建边区，沿途经宁化、建宁、泰宁、邵武、建阳，始折而南下建瓯。

其时正进入深秋季节，天气日渐转凉，官兵上下皆穿单衣，粤籍士兵几不能耐。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军中不时传出“与其行死，不如打死”之语，足见北伐军在回师失败后，是颇为困顿的。

这一切，更激起许崇智急切地攻下福州的雄心，只有那样，北伐军的军心才能振奋，才能得到更好的休息整顿，孙中山先生精心扶植起来的军事力量，才不会毁于一旦。

王永泉见许崇智的部队进入了预定的范围后，即向福建总督李厚基发出劝他下野的电报，这无疑是一纸宣战令。李厚基于9月26日接到此电报后大怒，于9月27日急派驻省第十混成旅唐国谟部开往古田设防。

但9月28日王永泉又否认曾给李厚基打过电报，指为他人诬陷，并声称已出兵收复建阳，北伐军已向泰宁及赣东一带退却。

李厚基却不相信王永泉，除了命令唐国谟部防守水口以保卫福州外，还命令王献臣联合周荫人、尹骥等部由筠门岭沿瑞金、石城、广昌一线包抄北伐军后路，并以保荐王永泉为福建镇守使作为一种笼络的手段。

但是，王永泉对李厚基的老谋深算已一眼洞穿，不加理会。当许崇智率领的北伐军进抵建阳时，皖系的段祺瑞早已派出徐树铮携巨款秘密由浙江偷越仙霞岭到达延平王永泉的军中，亲自指挥王永泉旅，使原来对联许（崇智）事宜还颇觉犹豫的王永泉下定了决心合作，并与许崇智商定对福州的作战计划。

3、北伐军攻占福州

1922年10月2日，徐树铮在延平通电成立所谓的“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

据说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组织，是徐树铮根据自己所著的《建国诠真》一书而设立的。

许崇智当然不管他这么多，也与李福林、黄大伟联名发出了一个讨李（厚基）电报。

10月3日，许崇智、王永泉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由王永泉旅担任对延平正面攻击（直皖分裂、李厚基倾向直系后，派有一师驻延平)，许崇智军以一部分协助王永泉旅侧击延平之敌，大部分进攻古田。

经过一轮激战，许崇智部于10月6日迅速占领古田，声威大振。李厚基本来闻说许崇智军突然到达建瓯之后，已经“几如晴天霹雳，手足无措”，现时古田被许军攻陷，更形惶恐。

许崇智趁着士气大振，派出孙本戎率三营兵力于10月10日清晨由古田大湖乘势进击白沙，以切断敌人位于闽江的从水口至福州间的交通线，并以李福林、黄大伟两部从间道由古田经大湖直窥福州。

在许军强大的攻势下，李厚基的军队节节败退，仅攻占白沙一役，就死亡团营长有三人，士兵千余人。

但王永泉旅在延平方面的战事却进展不大顺利，屡攻不克，伤亡甚重，后得许崇智派出湖南人何梓林旅前往增援，始将延平守敌歼灭。

10月9日，李厚基急忙派出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扬率领留守省城的部队开赴水口增援，但已不敌许崇智军强大攻势。

10月12日，许崇智、王永泉两部占领水口，李军的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向败走。同时，许崇智部的李福林、黄大伟趁福州空虚，急速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李厚基猝不及防，只得自己带领卫队前往迎敌，但当他退守于南台仓前山时，海军突然发炮勒令他缴械。

原来，以前他反对海军领袖萨镇冰为福建省长，所以海军趁许崇智军攻入福州之际，“痛打落水狗”，将他软禁于马尾海容军舰上，还逼迫他交出几年来在福建搜刮的造孽钱来赎命。

10月13日，从白沙败下阵来的史廷扬曾向已经进抵福州的李福林、黄大伟两部发起反攻，李、黄两部仓皇退走。但是孙本戎部由白沙跟踪赶到，切断了史廷扬的退路，史廷扬部只得缴械投降。福州宣告彻底克复。

据报道，10月16日，许崇智进入福州时，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

总结是役的成功，在许崇智部亲自参战的罗翼群认为，它除了得自福建沿途民众助力不少，如谍报、运输、粮秣供给等等外，许崇智北伐军的纪律严明，也是一大因素。

4、回师伐粤的准备

福州既下，孙、皖、奉三角同盟在直系的全盛时期打开了一个缺口，许崇智的北伐军得以找到一个立足之点，休息整顿。

孙中山闻捷大喜，其他各派军阀更是对许崇智军另眼相看，如张作霖的奉系马上遣人来向孙中山献策，主张孙中山放弃广东计划，令许崇智等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兵进攻湘赣，进窥武汉，奉方则直捣北京。

但孙中山坚决拒绝说：

“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盖必得广东，乃能有力图长江，否则腹背受敌矣。”

于是，他于1922年10月18日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东路讨贼军成立后，所属三军扩充为十二旅，许崇智第二军所辖的有第五、六、七、八旅，旅长为许济、孙本戎、黄国华、张民达。后又将李厚基残部改编为第十三旅，旅长为张毅，也归第二军管辖。

在福州未下时，孙中山曾派李章达、蒋光鼐、李扬敬、司徒非、韦就等五人由沪经浙前来许军效力，此时亦已抵达福州。

此外还有叶剑英等，前来投效许军，叶剑英起初受委为总部上尉参谋，后出任张民达旅少校参谋长。陈策、张惠长、陈庆云、林伟成等海空军人员也纷纷来福州视察，林伟成还将华侨捐献的数架飞机运来，作为东路讨贼军建立空军的基础。

一时间，不少精英云集福州，使这里俨然成为革命军政的中心，各方面均对东路讨贼军寄予深切的厚望。

徐树铮抵达福州后，便毫不客气地根据他那个不伦不类的“建国军政制置府”的组织机构，设官分职，以“总领”的名义并代表段祺瑞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管理军民两政；任命许崇智为副司令、省长和总指挥。

但孙中山认为“吾党中人断不能受党外人之委也”，一贯忠于孙中山的许崇智坚决拒绝徐树铮的任命，还从1922年10月28日起，就将北伐军改称为东路讨贼军。

10月29日，许崇智请孙中山特派前来福州商办军务的代表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等，犒宴三军，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以及营长以上官佐全部到席。

自从与许崇智合作过一阵子之后，徐树铮对许大为欣赏。

他因自己那个“建国军政制置府”到处遭人讥议，更遭闽人的反对，深觉没趣，便找许崇智商量。

11月30日，由徐树铮领衔的建国军与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联合召开了会议，选举闽籍国民党人林森(广州国会议长)为福建省长，并取消王永泉那个与清廷的“总督”、“巡抚”相类似的“总抚”的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

5、讨伐陈炯明战线的组成

许崇智军在福建获得的巨大军事胜利，再次点燃了孙中山重回广东建立政权的希望之火。

因此，他在1922年10月18日委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的同时，考虑到他们整补需时，未能立即回师广东，且由闽回粤，须循陆路，颇费时日，便又派出邹鲁等人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香港，负责策划与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联络，组织了滇、桂、粤联合的两路讨贼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其主要领衔人物为杨希闵、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人。属于滇系的朱培德倒没什么，他人少枪少，1922年6月从赣南随许崇智回师救粤失败后，退入赣边，后来又假道湘省转入广西桂林等地寻找一个喘息的地盘，是较忠于孙中山的一支小部队；但杨希闵与刘震寰两个，却不是等闲之辈。

属于滇系的杨希闵在护国战争时已经入川，后由云南司令顾品珍将他与范石生、蒋光亮等五个混成旅调回云南，改编为云南北伐军，以张开儒为总司令，杨希闵为前敌总指挥。

后来唐继尧忽然回滇夺取顾品珍总司令职，顾品珍被击毙，张开儒等便拟加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的北伐大本营，随军北伐。

但部队离川后进发至贵州某地，北伐军的大本营已因陈炯明谋叛，改往韶关，该军又拟经柳州、梧州入粤，刚抵浔州附近，没想就发生了陈炯明“6·16”炮轰总统府事件，陈炯明已派出军队到梧州一带设防，堵住滇军不让其东下。

当时许崇智正率北伐军反攻韶关，陈炯明深虑他们加入北伐军阵营，与许崇智遥相呼应，因此通过1921年援桂战役中反正过来、由孙中山任命为师长的桂系刘震寰，前往滇军兵营游说范石生、蒋光亮等，让他们切勿东下。

范、蒋二人随刘震寰抵达广州，接受了陈炯明包括声色俱厉的诱惑，便通知已经掌握着滇军实权的杨希闵按兵不动（此时总司令张开儒已经失势)，眼看许崇智在韶关兵败而无动于衷。

不过，他们还是声称自己的军队是忠于孙中山的。当邹鲁派人去运动他们时，他们正驻在桂边的蒙江；驻在桂平、平南各县的则有桂军林俊廷所部的刘炳宇、刘达庆二旅；驻在平乐、贺县的，有沈鸿英两旅。

这些部队在桂边与陈炯明诸部对峙而立，平时军费无着，处境非常困难，主要靠保护来往客商贩运鸦片等税收来过日子，在广西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只有入粤和回滇两条路可走。因此，当邹鲁派人去疏通他们时，答应为其解决经费提供出路，因此，他们欣然倒向孙中山一边。

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刘震寰，他自从得到孙中山的提拔，在粤军中效力（陈炯明叛变后自然归属陈家军），野心不断膨胀，垂涎广西总司令一职已久。但陈炯明不察其意，或是说有意抑制他的野心，居然将广西方面的全权交给林虎（林早年也是同盟会中人，又是陆荣廷的亲信)，还让驻梧州一带的粤军第四师与刘震寰所带的第一师，全部划归林虎管辖。

刘震寰在一气之下，秘密潜到香港，与邹鲁恰商反陈，决计加入讨伐陈炯明的阵线。

还有一个朝秦暮楚、政治立场变幻莫测的沈鸿英，当时实力也颇大，因他早与林虎势同水火，故孙中山也通过岑春煊的关系，将他拉拢过来。

一条广阔而混杂的反陈军事阵线，就这样在孙中山的匆匆策划之下形成了。

6、西路军为何迅速攻占广州？

1922年12月26日，被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秘密委任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的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的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的刘震寰，以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军事代表，在广西大湟县白马庙举行了一个重大的会议，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会盟”。

上述各部组成西路讨贼军，高举讨陈义旗，出梧州沿西江东下，分两路进军：

滇军专攻西江左岸，指向封川、江口；桂军专攻西江右岸，指向虎头沙、禄步等。

12月28日，孙中山又电促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迅速回粤讨陈，指出：

“得失之机，间不容发，务望各同志当机立断，不可半刻迟疑。”

讨陈战役烽火刚起，原陈家军中的中级军官陈济棠、邓演达、莫雄等早与广东境内的讨贼军秘密联系，约定战争发动后诈败退却，退至相当地段后，即倒戈起而策应。

由于里应外合的形势，使讨贼军发动后未遇到抵抗便迅速进占梧州；后来陈家军中的第一、第三师及第四师一部分又纷起倒戈，联军瞬间增至四万多人，浩浩荡荡直指广州。

这个出其不意的打击，让一向来专意对付在福建的许崇智军而对西线疏于防范的陈炯明立时慌了手脚，连忙电请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出兵相助。

无奈见陈炯明的大势已去，他的盟友们大都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

1923年1月9日，讨贼联军势如破竹地攻占了陈炯明设置的第二道防线肇庆，1月10日，攻占了第三道防线三水，紧接着全面反攻广州。

就在这时，陈家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突然通电，宣布倒戈，拥戴魏邦平出面主持粤局。

1月15日，洪兆麟也在潮汕宣布脱离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回粤。至此，号称强大的陈家军，迅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陈炯明被迫于1月15日通电下野，率残部逃回老巢惠州，固守潮梅。1月16日，联军浩浩荡荡开入广州，广州宣告克复。

这次西路军讨陈战役意想不到地速战速决，连盼望这种结局好久的孙中山，也觉得有点儿意外，说是“成功如此之速”。

7、孙中山重返广州

但因为直接参加讨陈炯明的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所信任的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此时尚未开回广东，因此，极不愿意在局势还未稳定下来的时候回到广东。

但1月20日，他首先委任了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还任命胡汉民、许崇智、李烈钧、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

从1月中旬到下旬，以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为首的各路滇桂军将领纷纷拥入广州，使广州自从陆荣廷、唐继尧之后，再次成为他们的天下。

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与其说是为了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不如说是为了广东这块地盘。他们进城之后，除了在广州开赌筹饷、横行市井，使广州人民畏之如虎外，主客军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处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远的不说，近的如1月26日杨希闵、沈鸿英躲在幕后策划的“江防会议”（按即讨论各军的防务问题），摆设下“鸿门宴”，欲杀掉胡汉民等，吓得胡汉民、邹鲁连忙逃到香港，魏邦平也被他们拘禁起来。

稍远点在3月20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沈鸿英全权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4月16日，沈在吴佩孚的指示下，悍然反叛，率部大举进攻广州。

孙中山在1923年与越飞共同发表的宣言，以及派出廖仲恺往日本继续与苏联代表谈判两党两国合作事宜，寻求到那条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把他以前的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的三民主义。

除此之外，他胸中还充盈着希望，这就是由许崇智率领的东路讨贼军。

1923年2月15日，在还未公开叛变的沈鸿英等人的一再促请下，孙中山与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2月21日到达广州，在滇军让出来的农林试验场建立了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

大元帅府建立之后，它所下辖的，除了驻扎福建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外，尚有驻扎在广州及东江、西江一带的西路讨贼军（包括滇、桂、粤军和中央直辖桂军），约达七万多人的兵力。

孙中山为了对他们进行统一的调遣与布防，重新明确了各军驻扎的防地：

以滇军总司令杨希闵部驻扎北江；以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部移驻肇庆及西江北岸，以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部驻扎东莞、石龙一带；以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吕春荣部移驻罗定；其余中央直辖各军分驻东江、广州各处。

孙中山在自己的基本军事力量——许崇智所率东路讨贼军还没回师广东之前，主要利用杨希闵、刘震寰来牵制野心越来越大、并渐露叛意的沈鸿英；又采用妥协的手段来使他们不致为仍负隅东江、潮梅一带的陈炯明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