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汴京沦陷，除先朝编纂的七朝御集被金人洗劫殆尽外，《徽宗御集》的编纂也没办法在北宋完成。

伴随着南宋政局的稳定，绍兴四年关于皇帝御集编纂的工作就被提上日程，在编纂当朝皇帝高宗的御集之前，首先要解决先朝《徽宗御集》的遗留问题，为宣扬高宗在继承王朝上的正统性做铺垫。

一、《徽宗御集》编纂过程

关于徽宗御笔的整理在徽宗在位时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战乱，北宋灭亡，徽宗当朝整理的御笔片纸不存，整理工作只能重新开始。

南宋朝廷对于徽宗御集的整理始于绍兴元年，当时高宗命令朝下臣子将当年徽宗当年赐予他们的御笔上交朝廷。而后几年，高宗一直从不同地方收集汇总当年赐下的御笔，绍兴九年，靖康之乱年间流落到金的部分御书也被王琪带回。

绍兴十四年，高宗正式下令：

自此《徽宗御集》的编纂工作正式展开，并且对藏典新阁赐名“敷文”，鉴于徽宗御集材料残缺零散，为进一步收集更多资料，高宗下令：“立定献书赏格，诏镂板行下”，后来陆续有人进献御笔文字，例如饶州进士董凌上编集徽宗皇帝御笔手诏两册，“赐绢二十匹”。当然，对于《徽宗御集》编纂材料的贡献主要还是来自未受战乱的地方机构。

历经十余年，绍兴二十四年九月，《徽宗御集》终于成书，高宗随即下令开始建造敷文阁，并重建天章以下北宋皇帝六阁，次月，高宗皇帝沿袭旧制开始为《徽宗御集》作序，《徽宗御集序》也成唯一流传下来的《御集序》，历史价值难以衡量。

二、敷文阁“敷文”之意

“敷文”取诞敷文德之义，其中“诞敷文德”出自《尚书·大禹谟》，强调修德而蛮夷自服的主张，高宗借此阁名暗讽徽宗不休文德，盲目开战，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除此之外，以“敷文”命名，为南宋的对战争的意向定性，强调应该务求安静，避免与金挑起争端。绍兴二十五年，高宗亲自强调：“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己……悉由朕衷”，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主张议和而不是武力相对，高宗建阁取这个名字，表面上称赞徽宗，暗地里借经典对南宋当下的立场作表态，希望休战，然后以德服金。

最后，高宗还不忘借此机会来宣杨自己继承王朝的合法性，《尚书·大禹谟》中提到“舜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通过典籍中的事件宣传孝道，继而延展到自身为徽宗编纂御集、修建御阁，与古籍相呼应，暗示自己的“圣孝”，从而表明自身继位的正当性、合法性。

三、《徽宗御集》对历史的曲解

北宋灭亡，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即靖康元年徽宗禅位出逃镇江，而徽宗的儿子钦宗则怀疑父亲会在镇江另立中央，父子二人相互猜疑，率先发生内讧，这直接导致中央没有能够及时撤出开封，以致后来靖康之耻的发生，南宋臣民对于北宋的灭亡大多是认同这种观点的。

高宗为了宋朝的名声，自然是要极力维护祖宗的形象，借编纂《徽宗御集》的机会来扭转大家的看法，于是就有了相关御笔的重新解释。例如导致“靖康内讧”的重要御笔文件：

“交通父子之情”

，此御笔本是徽宗刚到达应天，派遣钦宗迎接他回开封的使者先行返回带给钦宗的手诏，历史上对这个手诏的看法大多是将之作为父子内讧的证据。而高宗在监督编纂之时，派出了当初迎接徽宗的另一位使者出面澄清，然后下令将此事定性为小人离间。总之关于北宋末年有损祖宗形象的御笔，高宗无一不曲意维护。

作为绍兴年间编纂的皇帝御集，在编纂的过程中，从对御笔材料的曲意解读、敷文阁命名几乎每个环节都在体现高宗自身对战争的理念，第一就是消除北宋靖康之乱的不好影响，其次就是为高宗主导议和，宣扬停战，不抗金，不接回钦宗做粉饰，同时也宣扬了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合法性，可见高宗为徽宗编纂御集的目的绝不是孝。

参考资料：

《宋会要辑稿·职官》，《宋史》，《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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