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是中国古文化的巅峰，是中华文化最灿烂耀眼的时期之一。这个时代出了很多的文豪，三苏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们父子不但引领了古文化运动，还留下很多经典篇章，对未来数百年的古代语言文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苏洵作为苏轼和苏辙的父亲，在当时的评价也非常高，受到文魁欧阳修的推崇。当时在历史上苏洵的名气远远不如两个二字，在科举做官方面更是差距明显。他有能力将两个二字教育成名动天下的大文豪，却多次在科举考试中落榜，让后人感到唏嘘不已。

对于苏洵多次落榜的原因，历史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苏洵思想守旧，文章老派保守，跟不上时代。也有的认为苏洵本就不擅长应试作文，所以科举才一败再败。最多的说法是苏洵读书晚，错过了最好的时期，所以成就不如两个儿子，自然科举方面难以寸进。上述的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之看到了很肤浅的表面现象，没有深刻地分析其根本原因。从历史文献来看，苏洵连续科举落榜并非他个人能力问题，也不是他文风老派保守，而是北宋的社会形态决定的。在此种情况下，他并非唯一的高能大才的落榜生。

苏洵的确读书很晚，他到二十七岁时才真正发奋读书，这种情况是欧阳修在苏洵的墓志铭上留下的说法。《三字经》中也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说法，这便是苏洵二十七岁发奋读书的写照。很多人对这句话片面的理解，认为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识字，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苏洵读书很早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读书，学习断句，写作诗文，但没过多久便放弃了。然后他开始终日嬉戏游玩，走遍名山大川，荒废了大量的人生，直到二十五岁才重新拿起书本，过了两年又再发誓立志，发奋读书。

那么苏洵为什么七岁读书不久便中断学业，是家庭条件不允许，还是读书成绩不好导致灰心丧气？从史料上来看，这些原因都不成立。苏家是四川眉山的世家大族，苏洵在家中排名老三，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在外做官的，所以是官宦人家出生。他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教育资源雄厚，不存在读不起书的问题。也是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优越，才给苏洵提供了游山玩水的资本，让他辍学游玩十多年，其间还娶妻生子，生活过得非常滋润。而苏洵从小崇拜李白和杜甫，沉迷于侠客之风，后来有信奉道教，所以对读书不太感兴趣。

苏洵后来能名动天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说明他的智商是没有问题的。从历史资料来看，苏洵之所以中断学业也不是成绩不好，反而是因为智商太高。他小时候读书时，学业的进度比周围的同龄人快很多，自认是高人一筹的天才神童，于是对于苦读便不屑一顾。这种想法让他认为读书考科举是轻而易举的，便抓紧年轻的时间到处游玩，于是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举连连落榜时，他才感到悔恨。他翻出从前读书时所作的文稿，那些让他沾沾自喜的文章，在他眼里变得幼稚而笨拙，最终被付之一炬。

实际上唐宋八大家中，象苏洵这样连续落榜的天才考生不只一位，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是如此。而在唐宋八大家以外，象苏洵和曾巩这样落榜的高才考生不知道有多少。有的人说他们时不善于应试作文，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并不完全。因为从历史文献来看，苏洵在科举中考试的文章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比不上后来留下的那些名篇，但在同龄的考生中也是出类拔萃。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弟子，其能力毋庸置疑，他也是多次连续落榜，而文章水平也是出类拔萃。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很显然问题并非出在考生，而在于考试本身。

众所周知，欧阳修倡导了宋朝的古文运动，在文章方面讲究复古，学习古文的写作方法，并且将唐朝韩愈和柳宗元的倡议延续下来。这对后来元明清时代的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也有大量的响应者。可是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科举考试中其实是大量排斥古文的。而当时国子监推崇的“太学体”才是文人圈子里比较流行的时尚。这种古文与今文的冲突不但在学术圈，在官场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对立。不少官员对古文排斥打压，而推崇各种奇形怪状的今文文体，使得科举考试标准非常混乱。

苏洵和曾巩都是推崇古文的大家，既没有去深入研究各种今文，更不屑于用今文在科举考试中答题，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风险。如果考试的主考官和同考官都是推崇古文的，或者是不排斥古文的，那两人录取的几率就相对较高。可如果考官是国子监来的老夫子，那考试多半就通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情况，让苏洵这样的以古文作文的考生连续落榜，在民间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庆历新政的变法中，范仲淹和欧阳修就提出了反对今文的建议，认为选才还是以古文为主，不能纠结于文体，而要看是否真的言之有物。

除了在文体上的冲突外，当时科举考试的打分比例上也出现了标准不一的情况。在嘉佑二年欧阳修当主考之前，宋朝的科举考试中是非常看重诗赋的。当时宋朝科举考的并非明清的八股文，而是分成策、论、赋、贴经或墨义四场考试，计算总成绩后决定去留及名次。在这四场考试中，最初赋的权重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三场。甚至出现过只要赋的成绩过关，其他三场成绩被主考官忽略的极端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擅长赋的考生在考试中大量落榜。而苏洵和曾巩并不以赋出名，在这方面也就没什么优势。

这种情况看似源于当时宋朝文化圈中对古代作文的看法不同，实际上是朝廷中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宋仁宗之前各种今文的古怪文体大多来源于国子监和太学等官办教育机构，而把持这些机构的都是官宦世家的子弟。实际上能在这些高层次的教育机构读书，不仅仅是家中要有钱，更重要的是在官场有地位。除了少部分是地方官员推荐的优秀生员外，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官宦世家子弟。这些人通过萌荫、赏赐，推荐等各种途径进入官办教育机构，使他们在学业上占尽了很好的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更多的官宦子弟考中进士当官，将地方上的学子们排斥在官场之外，这就成了很多朝廷官员日思夜想的问题。他们创造出了以“太学体”为代表的各种今文文体，通过国子监的官员向外推广，使得他们把持了科举作文的评分标准。而作为地方上到东京汴梁城参加科举的考生，对于这种问题并不熟悉，在考试上非常吃亏。即便地方上有考生熟悉了这种作文模式，他们也可以通过修改评分标准，而达到把持科举录取大权的目的。而苏洵和曾巩虽然是天才考生，但却来自于地方，不熟悉今文，所以在科举中落榜也就很正常了。

与国子监的老夫子们相同，欧阳修在录取考生时也走极端，只是他把极端放在了古文这边。凡是以古文作文的，重论而轻赋的考生，在嘉佑二年这场科举中都有着很高的录取比例。而国子监出身的那些照着“太学体”等今文作文的，不论写得再好，都会被欧阳修刷为落榜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子监的“太学体”领袖刘几，他喜欢在文章中玩弄生僻字，坚持以“太学体”作文，最终被欧阳修刷了下来。这种以个人偏好替代考试标准的做法，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以至于考试过后大量的国子监考生围攻欧阳修，引发朝野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曾巩、苏轼和苏辙都参加了嘉佑二年的科举，也因欧阳修重古文的原因而被录取。可苏洵则放弃参加这届科举，之后也没有再参加其他的科举考试，所以他一直没有考上进士。从苏洵后来留下的文章来看，他的能力是可以在这届科举考试中上榜的，主动拒绝参加考试多半是因为抹不开面子。当时他们父子由于受到欧阳修的推崇，已经轰动了东京汴梁城。而他自己与欧阳修因为文风上的契合以朋友论交，双方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他再参加科举考试，就成了欧阳修的的晚辈，而且与两个儿子同场科举，显得有些尴尬。

后来宋仁宗也下诏赐予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通过走捷径的方式做官，苏洵也没有奉诏。直到几年后，宰相韩琦上书推荐苏洵为秘书省校书郎，苏洵才正式踏入官场。由于不是进士出身，苏洵又不好意思往上爬，所以在当官期间大多干的是修书整理史料等冷门工作，而他领的也只是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工资。所以从官场之路来看，苏洵远远没有两个儿子顺利，成就也不如两个儿子。但他能够把两个儿子教育成震铄古今的大文豪，与宋朝文魁欧阳修共同领袖古文运动，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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