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之际，清朝的中央集团发展到顶峰，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江南文人的反对情绪也不似康熙朝那般高涨，所以乾隆南巡的目的也有适当的变化，乾隆南巡召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其中有政治因素，但已不是康熙提倡的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而变成了单纯的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其中也体现出另一些新的因素，如涉及到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使乾隆南巡有一些自己的新特点。

首先从召试的对象上来看，康熙南巡召试的对象有记载是“举贡生监童”，而乾隆朝南巡召试的对象，则没有见到有童生的记载，也未有相关记载证明隐逸人士也参加了召试。

除了士子的身份“升级”以外，乾隆南巡召试对召试对象的定位也开始明确。因为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召试，有许多士子通过召试一途飞黄腾达。

越来越多的江南人甚至外省人，也想借助此途径得到机会，甚至出现了许多官员子弟不回避亲疏，让自己的儿子参加召试的做法，乾隆南巡召试开始对这一部分人参加召试进行了限制。

到了乾隆朝南巡召试后期，因为参加士子众多，门槛变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也有越来越多的江南士子转投天津，参加天津召试，以寻求出路。苏州的王芑孙、顾堃等都是这种情况。

乾隆南巡召试的人数，在《南巡盛典》等资料中记录得非常详细准确，数量上没有出入，从南巡召试取中士子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省都有。

乾隆也注意在每次召试中，将各个省中士的名额做一个平均的调整，江苏、安徽、浙江取中士子的数量差距都不大，只有江西的偏少一点。

从整体上看，苏州在康熙朝南巡中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再加上召试取中士子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说明乾隆南巡召试的目的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不再是康熙南巡召试以笼络江南士子为目的，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量才录用。

乾隆南巡召试的过程与康熙朝截然不同。首先，康熙朝召试只要进献诗赋就有资格参加，而乾隆朝报名在进献诗赋的基础上，还要经过学政的选拔，从中挑选出极少部分的精品，进呈给皇帝，皇帝阅览完发现没有问题，才能批准考试。

从其他记载来看，学政还会推荐一些人参加召试，如江苏学政庄有恭推荐孙梦逵参加召试，那就意味着真正能够通过，初次的学政选拔的士子是非常少的，乾隆朝南巡召试的难度也随即增加。其次，召试考试后还需要进行复试和磨勘，程序非常严格。

康熙朝的考试环境非常宽松，而乾隆朝的召试则变成了像科举考试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场。康熙朝监试大臣为满汉官员结合，且都为康熙身边的亲信。乾隆的监试大臣人数不仅增加，而且监试的官员清一色换成了满洲人，从满族大臣到贴身侍卫、亲王、驸马，乾隆南巡召试监试大臣从南巡经过了一个，从满族大臣到皇亲国戚的过渡。

乾隆南巡召试也增加了稽查官，同样都是满人，这说明乾隆对江南的不放心，对江南士子的怀疑态度。在乾隆朝南巡召试阅卷官的选拔时，也是满汉官员都有，一般情况下每次召试阅卷官最少有一个满人。

通常情况下，汉族官员也是乾隆皇帝身边的亲信。此外，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召试题目，如乾隆二十七年召试浙江的“海塘得失策”，则根据情况任用了治河经验丰富的刘统勋，以判定其试卷的好坏，和建议是否实用。乾隆南巡召试的内容相比较康熙朝而言，不仅正式，而且要复杂得多，几乎与乡试等考试的题型相同，只是题量上有所减少。

一共要考一首试帖诗，一篇赋和一篇策问。策问基本集中在考察士子的经学功底方面，这也表现出乾隆需要通过召试选拔通经学的优秀人才到中央办公。

另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在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中考了两道时务策，一道是与浙江当地的海塘建设紧密相关的“海塘得失策”，另一道是有关耗羡归公政策的“耗羡有无利弊策”，这两篇文章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对懂得海塘治理和经济政策的人才的招揽，其中浙江第一名孙士毅成为乾隆一朝的重臣。

因为增加了学政选拔这一步骤，学政则不仅从士子进献的诗赋来看，还需要衡量其在当地的名望和以往的成绩等等条件，这些条件都与士子的世家有很多关系。

所以最终乾隆选拔的依然多是有背景的江南士子，但相比较从中央直接提拔的官员来说，这样的江南士子如天子门生一般由乾隆亲自提拔，使得他们对乾隆的忠诚度是相对比较高的。总体上，乾隆皇帝通过南巡召试选拔士子还是满足了他的初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对于士子仕途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江南的士子被取中后多被分配担任内阁中书，虽然较康熙时给予的翰林院编书的官职品级较低，但是内阁中书真正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中，能直接接触到皇帝，相当于皇帝的秘书。

处理事务也涉及机密事宜，所以对这些士子走向中央核心管理层提供了机会。所以在乾隆朝，江南召试取中的士子日后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高官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康熙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