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步骤上岑春煊提出“不必徒改制之名，而当先图近边之树立，再议远不必大耗度支之力，而当先谋生殖之图塞之恢张，分次第以推行，期根本之渐立。

不必徒改制之名，而当先尽振兴之实；”的规划，一步步达到目标。

首先是边疆的治理体制问题。岑春煊指出地方官员管理混乱的原因在于两种体制的设置，如他提到“事涉旗务，在察哈尔地面则地方官必须会同旗总管，在岑提议县，亦缘向来习惯，理受民词，紊乱牵掣，莫斯为甚”。

因此应该划定统一标准，皆为理蒙专官，归省院节制，不属将军。

陕晋近边若河曲、神木、府谷、定清各土默特地面者必须会同参领，而陕西神木又设有理事同知，宁夏又有理藩院司员，打破限制，将军、都统、大臣等“皆旗汉兼用。

岑春煊还提到人才的选择不应以满汉为限，并举出自己荐举贻谷的例子：人才以诚求而始得，必历试而始彰。即如臣昔举贻谷办理蒙垦，贻谷并非素习垦务之人，臣不过见其任事实心，乃经营数年，成效遂着。枢臣果能意人才，则此等实心任事之人，何求不得”岑春煊还谈到军府制下地方长官“皆以奋武为重，对于垦务、林业、教育等“皆鲜议及者。

主张打破因俗分治，实行统一的民治管理。并从历史上阐述不设民官治边的后果：“元魏以不用改镇为州之议，遂成孝昌之乱；明臣李若星谓辽事边事之起，皆由不设民官。”

岑建议将科布多、库伦、热河、察哈尔、绥远、阿尔泰、乌里雅苏台、西藏、西宁等地的都统、将军、大臣均改为巡抚，加兼军部侍郎衔。

下设民政司与旗务司，分别掌管民务与驻防、军备各事，并增设理刑专员以重司法。此举能够规范边地长官的权责，如此一来，地方官员权责分明，然后可权责到人，责令地方官员“将招民垦荒，兴学，陆军巡警及各项实业如何次第整理之处分晰奏陈，以辟榛荒而收实效”。

其次是边疆的政区设置问题。岑春煊建议从热河、绥远开始向外推行行省制度，规划设立热河省、绥远省、川西省、西藏省、开平省。在“如何增设政区”上，岑春煊明确提出只要是有内地商民聚居的地方，无论城市、台站，均设立府州县。

如地当要害或有泉水、田地、矿产等，亦可酌设府州县，招民经商。这体现出岑春煊通过增加政区以增强国家对边地治理能力的真实意图。

然后是边疆的经济开发。岑认为垦务为富民之本，古今中外皆然，边疆地区尤甚，可谓“守边之本”，土地荒废则没有了食物来源，致使劳动力缺乏，亦无练兵的基础。

岑春煊指出如今各省支援，边地需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图自强。如东蒙的长春、昌图等地近年来征收入将近百万，岑认为这都是开辟的效果，应趁势扩大开垦范围，在阿拉善、三音诺颜等旗推及开来。

开垦后地方台吉、佐领、兵丁等都按级给予土地，令其耕种、收佃以自养。

他认为移民垦边不仅能兴边利、民利，更能兴国利。开垦以后地方“烟户日多，厘税自旺，无形之利，何可胜言！是利于国也”。

因此岑春煊主张放弃民族隔绝，鼓励汉民开垦蒙地。

他提出“凡能募商民垦地千亩、招民二十户以上者，给外奖；垦地万亩、招民二百户以上者，给内奖”，能够开发矿产、森林、渔业、盐地等地的人，无论蒙汉还是官商，均给予一定的奖赏。

岑春煊认为垦务兴后“厘税必丰”，“美利无形，足财有道，此开边之要著也”。再次为设学化风，育用边才。

他强调蒙古是国家边疆建设的重要依赖力量，立蒙学”但因迷信喇嘛教，以致“丁口日少，人才不出”，建议“令各将军等遍饬各部设。

值得注意的是，“凡蒙生皆从宽收录，学成毕业，与京外旗汉各生一体任用”的建议还体现出岑春煊将边地人才纳入国家人才渠道统一治理的想法。

岑春煊认为“各边旗绿等兵，器械朽钝，训练不讲，名为欲图挽救制兵，实与民同”，难以真正起到御边的作用。

但在“筹款万分为难”的情形下，只有“先立军学”，岑春煊建议在各将军驻扎地方皆设立陆军小学堂或中学堂，“皆选蒙、汉、土司等子弟合格者入学”，造就武备人才。各边军队及巡防队的编练酌量当地财力决定。

针对蒙古问题岑春煊提出，西蒙古的乌兰察布、鄂尔多斯等盟、昭乌达、锡林郭勒两盟各旗及阿拉善等地近年办理垦务颇有成效，如今应以漠南蒙古作为经略漠北蒙古的根本。

针对属袁系势力的东蒙古的绥远、热河等地，岑春煊不无讽刺地说道：“近来京外臣工条奏西北布置者，亦谓热河、绥远当先改立行省。臣熟筹统计，东三省自光绪初年，以疆臣实力经营，至今卅余年，奉天州县数目，仅可与贵州相颉颃。热河、绥远附近州县向不如奉天之多，欲议建省自属不易。”

他强调东蒙古的战略地位：热河、察哈尔为东三省之辅车，库伦之后路，绥远为甘肃、新疆之辅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后路，这三处地踞要处，能够对库伦等地形成示范效应。

这份奏折内容丰富多样。任何能够对边疆问题有所洞见的论述，实则都建立建设意见。这样一种理能力的牵制，因此也就能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角度形成一个整体的在对国家整体问题有所把握的基础上。

如内外交困的岑深刻体会到财政支绌对治成系统的方案，内部各条能够彼此互为依赖与支撑，达到多管齐下的效果。此方案得到其他官员称赞，如绥远将军贻谷即言：“臣上年奏办简易办法，固已早见及此。”嫌其阕略，然尽仿东省新建之制，又恐涉于铺张。

岑春煊于奏陈正条之外，附以江省学堂折内，即请将所属蒙古一律准其入学登进。若谨如东省设治之初，固将最后岑春煊评价自己的各条建议：“现拟各条，或本有根基，或但立绵蕞，既不致多糜帑项，亦不虞大骇物情”，“本有根基”与“但立绵蕞”可谓客观。

岑春煊的思想是受当时西北边疆建设的风势影响，他同时又能够超出其上。如他提倡更加彻底的变革。

岑颇为肯定新疆建省与内蒙垦殖的功绩，但他认为新疆设立州县以来“坛庙城署耗费既多，廉俸各项拘于成例，遂致以创办之地可以发舒新理、讲求新治者，反全蹈内省恶习”，建议整肃。

这与他灵活变通的特征以及地方实践的经历有关。岑春煊性格自信、做事果视角。能够提出“西北全局”的范畴，说明岑春煊的边疆认知已经是高于一般人擅长归纳事物的整体特点，这在岑春煊的用词习惯中就能体现出来。

岑春煊在奏折中经常使用“统筹”“大局”“全局”等词。视角决定了看待问题的高度，从“西北全局”的视角看边疆，就更能看出清朝对西北治理的整体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更可能有普适性。

尽管岑春煊言：“臣愚虑所及，不敢避越俎之嫌，怀出位之戒”，但他的建议对象由确实超出了他的权职范围。

结合其中重新划分西北的权力布局等内容，以及上文所提的西北危机感弥漫的时代背景，都可看出他的政治野心。

综上，岑春煊的《统筹西北全局》这对边疆建设影响深远。它产生于局部边疆建设逐渐兴起之时，且对之后的边疆建设具有统合指导意义。

这份奏折明确提出了总的目标指向——改变中国的边疆治理体系，也提出了环环相扣、依次推行的建设步骤，这就使得边疆建设得以作为一个整体被点亮。

换言之，接受了这一提议的官员有了一个总体的前行目标与方向。

此后，各地方向模糊、步骤不清、节奏混乱、零敲碎打式的建设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