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

在电影《决战之后》中，文强以真名实姓出现，作为影片顾问的文强并不介意葛优饰演自己，说明他已经看开了一切，注重的已经不是形象而是内涵了——我们细看文强历史照片，就会发现影视形象与本尊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文强是电影《决战之后》的顾问之一，总顾问就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他跟姚伦相处十分融洽，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就已经成了朋友，所以后来才有了在电影中的合作。

文强的履历有多复杂，王英光也只能跟副所长马玉和说三分之一，因为再往深说，就会牵涉到很多敏感话题了。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不能不避开一些人和事，而是只讨论文强不再注重自己影视形象的原因：他已经错过了三次改变命远的机会，如果他抓住其中的一次机会，他在影视剧中的形象就会截然不同，所以不反对葛优演自己，文强的想法大有禅意，至于其中禅意如何解读，请恕笔者才疏学浅，还真说不明白。

文强字念观，老蒋的两个儿子和戴笠，不是称其为“念观兄”就是称其为“学长”，似乎完全忘了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就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也忘了文强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

从1948年1月被俘到1975年3月特赦，文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口述自传》中一再强调自己一生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更不曾出卖或抓捕过一个过去的战友，当年脱党是无奈之举。

文强为什么脱党，这件事三五千字说不完，而且同样会涉及一些不太可说的史料，所以咱们跳过文强如何在被戴笠邀请加入军统，以及他为什么能成为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直接来看他错过了哪三次归队的机会。

军统有中将，这件事笔者说过不止一次，而且也注明过文强在军统时期就授衔中将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职务，这里就不再赘述。

文强第一次错过归队时间，是文强担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期间。

戴笠给文强配发了一辆小汽车，文强整天开着汽车在上海到处跑，然后就在马路上偶遇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裕），袁国平一把抱住文强：“你晓得不晓得周主任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你还不知道呀，周主任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表示只肯跟过去的战友做朋友，并以此婉拒归队：“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主任呀，到了参谋本部。我已经七年没归队了，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袁国平提到了延安很多文强的亲友，然后再次向文强伸出手：“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文强回答：“有这个想法。”

文强还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在《文强口述自传》中能说，笔者在这里却不能复述，总而言之一句话：文强已经在1937年前就被平反，而且组织上多次寻找并请他归队，文强不知为什么，居然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响应周主任的召唤。

文强错过了第一次归队的时间，直到戴笠坠机、军统乱套，文强的人生才迎来转机：他婉拒了蒋建丰和郑介民、毛人凤的挽留，到湖南投奔程潜，当了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处处长，程潜承诺在不久之后任命他为中将军长。

程潜已经在暗中策划起义，组建新军，也是为了跟老蒋和白崇禧抗衡，如果文强当了军长，自然会在起义中给予程潜极大支持。

程潜的《告湖南人民书》就是文强代笔写好发布的，程潜十分欣赏这位“世侄”的才能，再加上他又组建了三个兵团，更需要信得过的高级军官，就私下里征求文强的意见：“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文强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让我当军长我就当军长，你让我当厅长我就当厅长。 我个人没有意见。”

还没等文强当上军长，老蒋的调令就来了，程潜也只能无奈放人，在饯行的时候，提醒文强到了徐州，要做好“当俘虏”的准备，文强有些无奈，也有些不服气：“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多年以后，文强才知道自己又错过了一次随程潜起义而归队的大好机会：“我心想，颂公给我饯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准备当俘虏，我认为他的话说得太过火。现在想起来，颂公的话一点也不过火，颂公还真说对了，时间不长，我真的当了俘虏。 事后我觉得，人很难逃脱宿命。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内战，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军统，到了程潜老前辈的旗下，我以为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决定，还是走不脱。杜聿明向蒋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了去，蒋就批准了。想躲躲不掉，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吗？”

文强错过湖南起义、在淮海战役被俘是命中注定吗？恐怕不尽然：如果他不想去当什么副参谋长，有一百种办法推脱，老蒋和杜聿明也不可能赶鸭子上架。

文强可能一直有些不服气，虽然淮海的对手不是老同学，但是他当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时候，肯定心里憋着一股劲，老蒋丢失东北，文强也许有些不甘心。

文强两次错过归队机会，到了淮海战场，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当时杜聿明、李弥、邱清泉和文强都陷入重围，大家凑在一起看劝降信的时候，都有心战场起义或投诚，但谁也不敢先开口。

文强在《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都有相似的说法：在文强眼里，杜聿明是蒋介石的亲信大将，在杜聿明眼里，文强又是有过“特务”身份的人物，因此谁也不敢先提起义投诚。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简略：“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黄埔四期林同学（他说了名字的）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杜、文烧掉了刘、林的信，就失去了最后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尤其是文强，更是辜负了黄埔四期同学的一片情义：刘帅在淮海前线，劝降杜聿明是应有之义，而林远隔千里写信给文强，则说明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曾住过一个宿舍的同学。

文强认为自己的坎坷人生是“冥冥中自有天注定”，但是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老天并不是没给文强机会，只不过文强在犹豫不决之间，白白浪费了这三次机会，最终成了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问题：这三次归队的机会，文强抓住哪一次，结局会更好？文强错失这三次机会，主要原因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