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仁宣之治是有名的盛世，如同大汉王朝的昭宣之治。这两个时间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这之前都有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汉武帝刘彻和永乐帝朱棣。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两个王朝都开始沉沦下去。作者想说明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即是大明王朝盛世的开创者，亦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朱瞻基即带领大明王朝走向巅峰，同时也将它带入深渊。

让我们回到公元1426年，这一年是宣德元年，此前一年的五月，洪熙皇帝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结束了他仅仅只有九个月皇帝之位。朱高炽这位做了二十年监国太子的人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爬上皇位，然后便驾鹤西去。这实在是一种宿命了。

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要好得多。从公元1426年开始计算的话，朱瞻基在大明帝国的皇位上坐了整整十年，直至公元1435年去世。宣德十年之治起点便是公元1426年。如果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看公元1426年，那更是意味深长得紧。

此前二十一年，太监郑和开始下西洋的航程，祖父朱棣的欲望弥漫在东西洋的上空，经久不思。此前四十六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度，为这个帝国立下权力的规则与潜规则。再往前追溯到公元1368年，便是大明王朝开国之年，它与宣德元年的时间间隔为五十八年，差不多是一个甲子。

世事甲子一轮回，朱元璋、朱棣的高蹈、严厉到了仁宗、宣宗这里开始走向宽仁与半和。就像长江流水，在险滩与险滩之间，大多是短智的水流平缓之地。但历史毕竟意味深长，险滩与险滩之间注定遥相呼应，它们相忘于江湖，互为因果。

在历史的长河中，宣德十年的时间虽然水流平缓，却到底短暂。埋下的众多伏笔，吉凶相间，有些虽然温和，有些却是锋利无比，必然的要在接下来的年代绽放出恶之花。十六年之后，大太监王振毁掉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前面，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开始蠢蠢欲动欲动、有所作为。

二十三年后，“土木之变”爆发，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下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俘，数十万明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中衰自此开始。三十一年后，于谦被杀，大明帝国的良心或者说理想惨遭屠戮。八十年后刘瑾掌司礼监。一百一十八年后，严嵩为首辅，开始其专权生涯。

而这长达百年的世事因果，其实都能在宣德元年找到一丝因缘。这年七月，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教宦官学习知识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清规戒律。而王振十六年之后的毁牌之举，毫无疑问坐实了宣德皇帝向太监们放权的企图。

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太监有文化。或许宣德皇帝朱瞻基设立内书堂和司礼监是出于削弱相权的需要，以内臣代为批红的方式来限制内阁大臣们票拟的操作空间。朱瞻基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说权力平衡。但世事利弊相间，宣德皇帝抓在手里的武器，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

一个王朝的内耗程序在不经意间，由朱瞻基这个貌似不可能惹祸的青年皇帝启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历史的吊诡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宣德皇帝朱瞻基以宽仁与平和带领大明王朝百姓走进新时代。另一方面，朱瞻基又打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由此中衰的魔盒。一切身不由己，再回头是百年身，只是当时已惘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