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破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封锁，为新制度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可在这短短的70年里，苏联干部的腐败却始终如附骨之蛆，至今仍未根除。

早在列宁时期，为了防范干部特权思想的滋生，就曾规定过诸多措施来确保队伍的纯洁性。例如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出了明文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但腐败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般来说，新政权诞生后，必有一番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也会大为好转。但事实并非如此，1920年，苏俄召开第九次党员大会，许多党员代表就曾愤怒地指责党内严重的腐败风气。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权钱交易等行为。苏俄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贪污体系，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贪腐行为敢怒不敢言。

当然，苏俄最高当局也曾采取过措施，如列宁就曾率先示范，其本人的工资是500卢布，远低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按理说，防护措施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的，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笼络高级干部，公然将干部的特权制度逐渐合法化。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的官僚阶层享有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支权、特教权之类的特权。因此，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

193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刚开始这位作家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很好奇的，认为苏联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可当他拜访后才发现，原来腐败制度已经深入到苏共干部的日常生活中，连伟大的作家高尔基也不能免俗。在高尔基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其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人，真可谓是帝王般的生活！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向干部特权制度发起攻击。在他的命令下，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许多腐败制度被取消，如“大信封制度”，“免费别墅制度”等。虽然赫鲁晓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联的特权制度，但仍然难以根除特权毒瘤。为此，赫鲁晓夫又决定实行干部轮换制度，希望取缔特权制度。

赫鲁晓夫的改革显然动摇了干部的统治根基，所以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定决心要搞走赫鲁晓夫，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了。于是，官僚们和勃列日涅夫结成“政治同盟”，将赫鲁晓夫彻底地赶下了台。

上台后的勃列日涅夫迅速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甚至还增加了许多“额外福利”，因此勃列日涅夫时代也被称为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时期。为了回报腐败干部们对他的支持，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环境，而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沿。

勃列日涅夫打了一辈子仗，自然要好好享受享受。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提拔了许多亲信，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亲属。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短短的十年里就从一个基层民警一跃成为苏联内务部的第一副部长，酿成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驸马案”。

从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来看，“上行下效”似乎成为了魔咒。不仅勃列日涅夫本人直接参与腐败行为，连苏联各大加盟国的书记都卷入了肮脏勾当。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里，苏联高层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谋利，各种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贪腐的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性”作用。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时期，最终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中，所谓的“共青团经济”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戈尔巴乔夫任命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企业的管理者之后，将国有资产进行了侵吞，以至于当新政府派专员接收国家资产时，才发现原来企业早就成了空壳子。

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戈氏的经济改革完全为投机分子做了嫁衣，诺大的帝国最终被瓜分殆尽。而攫取了大部分利益的新官僚，在苏联解体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的第一批“寡头”，不得不说，真是够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