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代的中枢机构，最熟悉的应该是军机处和内阁，以及晚清时期的总理衙门。不过，在清初时，军机处尚未设立，内阁也是有名无实，真正掌权的却是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共同商议军国大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在皇帝的指挥下商讨决定军国大事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国政体的产生，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密切相关的。

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由于各旗主贝勒的权势很大，而且很多人参与了争夺汗位的斗争，为了避免骨肉相残，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初八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实行八贝勒共同议处，大汗与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

皇太极即位后，对这种共同议政的制度十分反感，于是就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制旗主贝勒的权势，以提高汗王的权力。天聪四年，皇太极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大罪，幽禁终生，以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

天聪九年，皇太极又追定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称皇太极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托、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16378年）四月，皇太极又命贝勒尼堪、罗托、博洛等参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名。

此时的亲王、郡王都是议政王，杜度、岳托、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再加上各旗的议政大臣，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崇德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兴建宫殿、山陵工程等有关六部的政务，由各管理部务的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政。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事务繁多，顺治帝、摄政王多尔衮才给予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广泛的职权，议处军国大事。多尔衮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打击反对派，惩办与己不和的王公大臣。尽管多尔衮运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制裁反对派，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很快也成为了被议处的对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十二日顺治帝亲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进入到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权限很大。

顺治亲政后，任命了二十名议政王、贝勒、贝子、公。同时又规定，六部满蒙尚书、蒙古八旗固山额真皆系议政大臣，一些内大臣，侍卫、护军统领如鳌拜、索尼、遏必隆等人，也被任为议政大臣，加上各旗议政大臣三人，则多达七十余人。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责和权限扩大，并常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联合会议。从其议政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第一，审断重大案件；第二，议处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承袭晋封；第三，商讨军务，议定对策，惩治败将；第四，复议死囚情罪；第五，改定逃人法；第六，议处蒙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第七，惩治渎职大臣；第八，议定典章制度，改革、完善行政制度。

顺治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扩大、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贵族的利益，提高皇权，削弱王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到了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除了一般事务外，主要议处用兵、民族关系、边界和重大案件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平定三藩之乱、取台湾、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到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等重大战争中，都有议政王大臣参与处理。

雍正即位后，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惩治反对派和威胁皇权的大臣，谕命诸王大臣议处胤禩、年羹尧等人，分别将他们处死、削爵或将监禁。雍正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在革除下五旗贝勒对该旗之主权的同时，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将用兵及蒙藏少数民族事务归军机处办理，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

乾隆前期，满蒙尚书、左都御史福敏、纳彦泰等人，仍按旧例列为议政大臣。议政大臣对一些具体事务尚在集议，如出师告捷典礼等，不过这时的议政王会议已经是名存实亡，军国大政皆有军机处商议报乾隆批准。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乾隆帝下谕将议政王大臣会议革除，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在成立一百五十六年之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