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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年间席卷四野的三大征（宁夏之役、抗倭援朝战争、播州之役），到明清鼎革之际望风披靡的拉胯表现，明朝军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盛到衰的快速转变，战斗力发生断崖式下跌。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明朝后期，当明军成建制投降清朝后，他们的战斗力却意外得到了恢复，甚至出现了战力迅速反增的吊诡场景……

而这一切的开端，就要追溯到嘉靖万历朝之间明朝军事体制的更迭了。

嘉靖兵改

南倭北虏之下的兵制大变革

明朝初年，朱元璋立制实行卫所屯军。父死子继的世兵制为明朝初年的军事征伐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兵源，但这种把军人户籍完全剥离于社会的做法，往往只能在经历战火磨砺的开国初期保持一定的战力。一旦社会稳定，这种所谓的世兵制卫所就会从军事战斗组织变成军事劳役体制：卫所士兵不仅要戍边耕田，更要承担地方管理的劳役事务，如漕运、冶铁以及各种匠艺等诸多杂事，操练军事技能反倒成为副业。更为可怕的是，这些卫所屯兵赖以生存的屯田也逐渐被地方官吏吞没。

以弘治年间陕西榆林地区为例，

“管屯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其馀官舍，彼此效尤，用强霸耕，不纳子粒，往往均摊於诸卫，或捐月粮扣补，或变家产包赔。”

在此背景下，大量屯田官兵逃亡，仅在正统三年（1438），官方统计逃亡官军竟达160多万人，如此巨大的逃亡与缺编现象，也无怪乎明英宗会在几年后的土木堡之变中大败亏输，一战被擒。

面对卫所世兵制的巨大危机，明朝自15世纪初起逐渐酝酿军事体制改革，将军事体制从世兵制下的农兵一体屯田军逐渐转变为职业军队。卫所屯军从军队分离，那些没有被征调的屯田军不再支领军饷，逐渐转化为官田佃户，而经常性征调的部队则逐渐转化为操军、运军，这些军士按作战任务组织为营兵，并定为经制。

自洪熙、宣德时起，京师就开始组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到正德、嘉靖年间，随着北方达延汗与俺答汗等鞑靼后裔相继称雄漠南地区，在占据河套之地的基础上不断骚扰明朝北方边境，北方各边镇相继在卫所之外设立正兵（总督、巡抚、总兵）；奇兵（副将）；援兵（参将）；游兵（游击），统称为战兵。

与此同时，南方倭乱大规模爆发，东南沿海一带倭寇肆虐不断，久不操练且空编严重的南方卫所屯兵面对剽悍的倭寇一触即溃，甚至闹出了几十名倭寇直逼南京的骇人事件——嘉靖三十四年（1555），53名倭寇在绍兴一带登陆，辗转浙、皖、苏3省20余处州、县横行攻掠80余日，并进逼南京城下。于是为完善军制，也为避免上述耻辱之事再度发生，明廷令“照依地方事例，分为奇、正、援、游”，将卫所军、募兵编定营伍。至迟到嘉靖中叶，以职业军人为主的营兵制已是大多数明朝作战部队的组织形式，普通士兵军事素养得以提升。

随着不强制世袭的招募军兵和不入军籍的招募民兵相继出现，明朝的将领选拔趋向于平民化。早期明朝军队注重出身，讲究武官世袭勋贵，从而造成军队将领选拔通道十分闭塞。明中期以后，明廷以荐举的名义开设武举，成化末年始有武举之名。武举乡、会试均为骑射、步射、策论三场，而策论重于弓马。平定倭寇的戚继光即武举中第后被朝廷委以重用。除此之外，嘉靖后期还鼓励各地督抚“于行伍中访有智勇出众，又临阵能冲锋突围者，即量署职名，俾部领众兵”，即不在乎出身，从普通士兵乃至平民中直接提拔人才，成为“白衣将校”。朝鲜海战之中“生平惯于水战”的陈璘、邓子龙以及辽东将领麻贵都是行伍出身。

军队的职业化与将帅选拔体系的完善，为万历年间明朝军队的强大战力奠定了军事前提，使得明军在东北、西北与西南等多个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军事胜利。

九边盛衰

万历后期明军战力的盛衰变革

万历年间明军的卓越表现，所凭借的一方面是营兵制为主的募兵系统与高效的将帅选拔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明朝中期以后较为宽裕的财政基础。隆庆开关后（明朝隆庆元年，即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白银大量流入，商品经济活跃，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对军队后勤与供饷补给手段更为多元化。而待遇的提高自然可以有效提升军队的战力与积极性。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全面实施“一条鞭法”后，官府可以运筹更多经费用于招募、养兵，征兵手段更为灵活，民兵征募比例较高，明朝后期著名浙兵（戚家军）、广西狼兵与川东白杆兵等地方武装多为招募民兵序列，战力同样不俗。

然而在明朝相对富裕的财政之下，明军的“九边”供饷体系的顽疾仍在明廷内部不断侵蚀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明代“九边”全部位于北方边境，这些地带自金元之世后就长期土瘠民贫，长期的战争也导致整个北方人丁贫乏，一旦遭逢灾年，军饷便难以保证。万历中叶以后，曾经富足的南方税收征调因地方贪没与豪族偷漏而遭遇瓶颈，而九边供饷的财政缺口却越来越大。财政恶化导致京运饷银不仅不能增加，反而还要裁减军额。

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募兵制下的职业军队将帅只能放弃军队素养的整体提升，选择厚饷豢养不多的家丁来实现个人武装精英化，不仅让部分将领培植了个人势力，推动军队成为将帅的私属；更让大量一般明军士兵成为战争中为家丁铺路的物理炮灰，这些普通士兵不仅在粮饷上多被克扣，战场上又为将帅所轻视鄙夷，战斗能力与信念出现断崖式滑坡。

另外，明廷政治层面的紊乱也加剧了明朝军事体制的崩溃，不仅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事业无疾而终，在招募南兵（指南直隶、浙江一带的兵马，但其定义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与选用将帅方面也出现倒退。趋于保守的军事政治制度与不断的党争让本应该大步攀升的明朝行政体系效率急转直下，军饷空缺与将帅骄横难治的顽疾也日益严重。

最为致命的摧毁之力来自朝廷对辽东军事问题的处置。建州女真兴起之后，明廷大规模募兵，将对辽作战军队称为新军，新军月饷银较高。病急乱投医的明朝君臣竟然默许其他各地旧军中“稍精壮者”皆来应募为新军，造成了军队待遇的双轨制，从而使大量士兵施展“串营”招数，如蓟镇“前番招募旧军强壮者，相率借逃，就募别处，以致旧军日少，新军日多”。厚此薄彼的军队待遇导致士卒如商贾一般在各军之间逃窜，明朝也不得不为这一昏招买单，不断加派辽饷，不仅财政窟窿越来越大，士卒为国尽忠的战斗意识也更为淡薄，变成了“鬻身逐利”的职业兵痞。

积重难返

外敌内乱下明军战力的彻底清盘

天启、崇祯两朝，明军的常规战力在饷银拖欠与指挥体系私人化的影响下进一步滑落，而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让明朝廷的军政体系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

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大举攻明，辽阳、沈阳等辽河以东70余城全部陷落，袁应泰、贺世贤等文武大员死难，辽东局势直接快进到了糜烂不可收拾的局面。此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与经略熊廷弼还在辽西相互掣肘，进而导致内奸生变，辽西一度尽失，辽东方面的军事支出成了毫无希望的无底洞，更让明朝君臣产生了更大的嫌隙。

崇祯初年开始爆发的农民起义遍布整个西北与华北地区，大规模的战乱不仅令北方本就脆弱的经济基础雪上加霜，更让明朝依赖的“九边”镇兵丧失了除京师饷银以外毗邻地区的后勤来源。明朝不得不将这些精锐兵力损耗到无终止的围剿“治安战”中，不仅无法集中精力对抗辽东的女真，更让边兵在内战中滋生了“打家劫舍”与“杀良冒功”的恶习，能够保持良好军队战斗状态的明朝军队日益减少。

吊诡的是，直到崇祯帝吊死煤山，清军入关开始攻略中原时，人们意外发现那些投降了清朝的前明军队的战斗效能竟出现了显著提升。

这种让人不解的反转来自明军将官士兵在明清两大阵营之间环境的变化。以辽东军队为例，深处边地的辽民不仅久习战事，而且有着守土保家的主场作战优势。在这种前提下，明朝每年又用数千万两“辽饷”堆砌出来的真金白银防御体系，却在后金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可见大量具有相当战力的辽东将官士兵对于明廷的军政策略并不满意：普通的本地士兵饷银大量被中上层军官克扣，心生怨气；而习惯于眷养私兵家丁的辽地将门在贪婪喝兵血的同时，也将战略环境恶劣的原因归咎于明朝辽东文官的指挥紊乱和地域歧视。

反观清朝入关前后对前明军队的一系列吸纳与整合策略，的确达到了俘获明朝投降将官士兵忠心的效果。

将领方面，皇太极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先后将李永芳、耿精忠、尚可喜与吴三桂为首的前明辽人将领纳入自己的腹心集团，视之与满人无异，同时将之归入八旗汉军建制，享受不亚于统治集团的待遇。对满人社会而言，八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组织，而是贯穿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套完整的政治等级制度，进入汉军旗的前明军将领不仅拥有军事权力，更专享汉官补缺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在满人社会生活中成为所辖汉军旗的旗主，享受比肩满蒙贵族的待遇。

皇太极在位期间还积极推行满汉联姻的策略，满洲贝勒岳托曾进言：

凡归降的一品汉官，以诸贝勒女嫁之为妻；二品汉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嫁之为妻。即使原来已经有了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

自古以来，姻亲是不同家族之间缔结利益同盟的基本方式，皇太极此举显然让投降的汉人官员认为自己获得了信任和尊重。

清军入关后收编的前明军队将领也被大量纳入汉军八旗的体系中，清廷在赐予其一定恩荣的同时，执行八旗体系之内的战功计算标准，让他们继续统领旧部为清征战。到多尔衮时期，汉军旗将领不仅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越过满洲八旗旗主，拥有直接向摄政王汇报的权力，这种在前明时代从未有过的待遇也为前明将领倒戈而击提供了政治动力。

基层士兵层面，在战争中被俘或归降的明军士兵，一部分沦为满洲旗人家奴——包衣奴才，被驱策从事农业生产。清军入关之后，这些包衣可以备选甲兵，组成各个种类的兵营，如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就是明清战争中归顺的沈阳中卫人，本为阿济格门下包衣奴才，任皇太极组建的乌真超哈（汉人重步兵，即红衣炮队）的教官，后转到多尔衮部下积累功劳而转任文官。也有一部分汉人被编为八旗汉军下的牛录壮丁，依靠战功实现“抬旗”（从下五旗转为上三旗），在清朝体制下，上三旗的汉军地位显赫，这种地位的提升和物质上的激励，加上更为合理的管理体系、畅通的军功升迁措施，有效提振了士兵的士气，共同促成了前明军队战斗力的显著提升。

当然，除了清朝君主集团对汉人将官士兵的笼络手段之外，直接促使明军战斗素质提升的也包括清军八旗制度下合理的军队组织、指挥体系与完善的军功体系：汉军八旗在牛录-甲喇-固山（八旗军制改良之后，一牛录规定为300人，5个牛录是一甲喇，5个甲喇是一固山）的清三级军事层级的体制下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战斗力。

明军的失败一方面源于明廷官僚贪腐、财政萎缩、缺饷短粮的常规原因，同样也源于明朝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拖累。在明朝江南商品经济繁荣的同时，北方依旧是被明朝勋贵、诸王封地以及军事卫所占据的消耗型社会，明朝的不断党争与政治斗争带来的混乱无法弥合南北地域的割裂，反而让贫瘠的北方成为纯粹的军队后勤之地，而南方则为这个臃肿的行政机构提供经济支撑，无论是北方发生内乱天灾，还是南方的税收财政失能，都足以让这个跛脚王朝摔个跟头，如若两者同时出现，那么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彻底崩解。而此时的清八旗军队则在崛起的过程中仍保有军事活力以及“问鼎中原”的野心，在此情况下，一旦明廷“大厦将倾”的那一刻出现，历史的答案便也显而易见。

参考文章：

1. 贺循：《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2. 吴晗：《明代的军兵》，梁方仲、张荫麟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5 卷第 2 期

3.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 徐法言：《内务府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及其族属认定》，《社会科学研究》 2008年第3期

5. 金晙永：《八旗文化与满洲认同边限:以八旗汉军为中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END

作者|王凯迪

编辑 |胡心雅

排版编辑 |郑美玲（实习）

校对 |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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