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斯图尔特/文

2016年，一个典型的荷兰冬日，天色阴沉，艺术品经销商兼伦勃朗研究专家扬・西克斯有了一项非凡发现——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那天上午，他正翻阅佳士得一场即将举行的拍卖会的时，一幅17世纪的肖像画映入他的眼帘，画中是一位围着蕾丝衣领的年轻男子。一刹那，西克斯的第六感被触动了。佳士得将这幅名为《年轻绅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Gentleman）的画作归为“伦勃朗圈子”的某位艺术家所作，也就是说，它出自这位大师的某位弟子之手。然而，曾担任苏富比早期绘画大师作品部门主管的西克斯早已潜心研究过伦勃朗已知的全部341幅画作。当他凝神仔细审视目录中那幅仿佛正与他对视的画像时，一种既视感油然而生。这幅画看起来异常熟悉，可他又确信自己从未见过。

从这种矛盾的印象中，一个令人激动的可能性在他脑海中浮现：这幅画或许并非出自伦勃朗弟子之手，而是他本人的真迹！在西克斯看来，最关键的线索是画中年轻男子的蕾丝衣领。这种衣领在肖像画中只流行于17世纪 30年代初至中期，短短几年后便基本销声匿迹了。根据衣领样式，西克斯推断这幅作品必定创作于1633—1635年。但那时伦勃朗尚未成名，这意味着他的弟子们当时还未登上艺术舞台。在亲眼查看这幅画作，并将画中精致的蕾丝花纹与一幅经鉴定的伦勃朗真迹对比后，西克斯得出结论：《年轻绅士的肖像》确系大师原作，是艺术界此前未知的作品，也是数十年来发现的首幅伦勃朗真迹。

倘若西克斯的判断正确，或者更确切地说，倘若他的观点能让艺术界的人士信服，这幅画的市场价值将得到大幅提升。佳士得最初认定这幅画是伦勃朗的某位弟子所作，因此其预售估价为1.9万~2.5万美元。在拍卖会上，经过与另一位买家的一番竞价，西克斯最终以18.5万美元购得这幅肖像画。而就在一年前，两幅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伦勃朗真迹肖像画的成交价竟高达1.74亿美元。

截至撰写本书时，艺术界的权威人士尚未就这幅画是否为伦勃朗真迹得出“官方”结论。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认同西克斯的看法，另一些则基于现有信息拒绝给出决定性意见。西克斯自然极力主张这幅画是真迹，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各方就此最终达成共识，认定《年轻绅士的肖像》确为伦勃朗所作，那么西克斯的这次收购将成为一笔相当精明的投资。

遭遇冷眼的科学家

一幅可能为伦勃朗真迹的作品竟长期乏人问津，这一点已然耐人寻味，但其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奥的谜团有待解开。倘若《年轻绅士的肖像》并非伦勃朗本人所作，可它在技法、风格、用料及其他方面却都与伦勃朗真迹别无二致，连全球最博学的专家都无法将其与真正的伦勃朗作品区分开来。那么，为何仅仅因为少数几位专家公开承认其为“真迹”，这幅画的价值就会暴涨逾千倍呢？这些专家是如何在市场价值的塑造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说到底，又是谁首先将伦勃朗推上神坛，使其作品价值能得到这般惊人的溢价的？为何一幅画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而是取决于（据称）创作它的艺术家的名望呢？

这种现象绝非艺术界所独有。1886年，一位名叫约翰・威廉・斯特拉特的绅士向一份当时颇具声望的科学期刊——《英国科学促进会会刊》投了一篇论文，阐述了自己对新兴的电磁学领域的一些观点。由于文书失误，手稿上不慎遗漏了作者姓名。期刊编辑团队在不知作者身份的情况下审阅了论文，最终断然拒稿，认为这篇论文在质量和科学相关性方面远远达不到期刊的高标准要求。更糟的是，编辑们认定这篇论文出自“悖论家”，也就是伪科学家之手，并在给这位“匿名作者”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层轻蔑之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令人尴尬不已的错误。斯特拉特，也就是瑞利勋爵，在物理学界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事实上，他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包揽了科学家能获得的所有重要奖项，包括诺贝尔奖。如果说牛顿解释了苹果为何会从树上掉下来，那么瑞利勋爵就解释了天空为何是蓝色的。将瑞利称为伪科学家，无异于把迈克尔・乔丹说成是业余篮球运动员，或是把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归为自封的流行歌星一样，贻笑大方。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该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立马改变了态度。期刊接受了这篇论文，并仓促将其发表，但这并不是因为瑞利修改了论文，而是编辑们在把封面和正文重新合到一起后，得知了作者身份。他们羞愧难当，忙不迭地向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致歉。

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事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其内在价值，而取决于其创造者是谁。编辑委员会一开始对这篇论文嗤之以鼻，等到他们弄清楚作者是谁，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仅仅把“瑞利”这个名字和这篇论文联系起来，就把它从一篇无法发表的垃圾论文变成一流的科学成果。至于其他那些做着重要工作、资历深厚，但提交的论文上没有如此显赫名字的科学家，这个插曲昭示着他们的投稿很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该期刊只能发表固定数量的文章，给瑞利的论文腾出版面，就意味着要拒绝另一篇可能相当有价值的作品。

地位疑云

社会地位，指的是群体成员对某个人所展现出的尊重或敬意。几乎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每个人要么向他人表达过这种尊重，要么接受过他人的尊重。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曾体会过这种尊重被剥夺的滋味。社会地位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脱离了他人，我们既无法获得它，也无法行使它。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凉的热带岛屿上，你可以呼吸空气、饮用雨水、吃点椰子，这些都无须他人的帮助。但无论你之前声名多么显赫，在这个岛上，你都不具备任何社会地位，因为这里不存在能赋予你地位的社会群体。对某人较高地位的认可，体现在人们向其表达尊重或敬意的时刻，因此，从定义上讲，一个地位体系至少需要两个参与者。

在某些时刻，我们会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当我们感觉被地位更高的人冷落时。如果你得知一些朋友上周末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派对，而你却没在邀请名单上，或者你在工作中发言，却被老板无视，这些时候，你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地位的高低。反过来，当我们凭借社会地位而非实际功绩获得本应属于他人的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一项奖励）时，很多人内心会涌起一阵愧疚。

基于社会地位构建的等级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并遍布世界各地。公元前1750年左右颁布的古巴比伦法律文献《汉谟拉比法典》，就将人们划分为上层阶级、普通民众和奴隶三个等级。在现代社会之前，像大革命前的法国这样的欧洲社会就实行三等级制度，包括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每个等级都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承担不同的责任，并拥有不同的特权。社会等级制度也是古印度种姓制度以及东南亚和非洲许多其他社群等级体系的基础。

社会地位对社交生活而言如此重要，以至于“感知自身在社会地位中的位置”这一能力，似乎已通过进化烙印在我们的心智中。年仅2岁的儿童群体中就会出现等级划分。到4岁时，孩子们就能对自己的同伴做出评估，并准确说出哪些同伴更有影响力。

大量研究表明，在新形成的社交群体中——即便是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群体（比如某次研讨会或瑜伽静修营中形成的群体），群体成员几乎都会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迅速判断出彼此声望的高低。事实上，只需观察几毫秒，我们就能对他人的社会地位做出评估，并相应地调整自身行为，进而形成社会地位的等级秩序。

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我们在判断地位时，往往会依据某些线索，比如性别和体力，同时也会考量社会文化层面的地位信号，如着装、职称和受教育程度。我们或许并不了解彼此的人生经历，但几乎能立刻分辨出群体中谁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谁又是无足轻重者。

无论身处何种社交场合，我们都会浸淫在一片密集、纷乱且瞬息万变的关乎地位的评判“云团”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人持续评价的对象，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评判他人——评估他们的品质、行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规范的预期。在每一次互动中，我们都会审视他人的笑容、举止、衣着、自信程度、谦逊态度、能力、友善度、耐心，凡此种种。基于这些评判，我们会决定对他们展现多少尊重，以及相较于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他们值得我们给予多少敬重。

在这个星球上，并非只有人类会这么做，大多数动物群体也会通过在内部为成员分配等级位置来区分彼此。你有没有想过“啄食顺序”这个短语的由来？挪威科学家索尔雷夫·谢尔德鲁普-埃贝创造了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他在一群家禽中观察到的社会等级制度。

如果有机会，你不妨去鸡舍看看那里的动态。你可能会看到一只好斗的母鸡通过啄击其他鸡来迫使它们屈服。在不经意的观察者看来，这种看似无端的暴力可能就像昆汀·塔伦蒂诺电影里的场景，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对维持社会等级至关重要。同样，灵长类动物群体通常由一只阿尔法雄性（首领雄性）带领，并得到一群非正式盟友的支持。珍妮·古道尔对黑猩猩群体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群体中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她的研究还表明，雄性黑猩猩会花相当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在黑猩猩社会中的地位，否则就会被打压。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广泛存在。

“受膏”的力量

为了让“地位”这一抽象概念更易理解，并阐明与之相关的“赋予地位”和“获得地位”这两个行为，我常引用一个经典例子。

大约3000年前，一群古以色列人长途跋涉来到如今耶路撒冷老城之外的一处天然泉眼基训泉旁。这并非一群普通的当地人来取水回家那么简单。这群人中有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名为撒督的神圣祭司、希伯来先知拿单、一位高级军官，以及王室卫队成员。他们此行的目的至关重要，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所罗门将在此加冕，成为其父的王位继承者。

遵照其父的旨意，所罗门骑上大卫王的御骡前往基训泉，这一举措彰显了大卫王对他的厚爱。抵达泉边后，所罗门下马，站到撒督身旁。先知拿单在一旁注视着，祭司撒督将一只羊角装满膏油，往所罗门的头上倒了些，又将膏油涂抹在他的头皮上。就这样，所罗门即日起正式登基为王。在场有人吹响了欢庆的号角，众人齐声高呼：“所罗门王万岁！”紧接着，一场“旧约”风格的盛大庆典就此拉开序幕。正如《列王纪》中所记载的：“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

往人头上涂抹膏油的仪式或许已在现代社会销声匿迹，但在圣经时代却十分常见。这种被称“受膏礼”的仪式具有象征意义，它当众将某人或某物列为特殊、神圣且亲近上帝的存在。受膏礼可见于为国王举行的登基仪式，为祭司举行的授职仪式，也用于祈求病人康复。一些实物也会被涂上膏油，以示其配得上侍奉上帝。有时，上帝会直接指示某人执行这一神圣的受膏礼，但多数情况下，是祭司、先知或其他有权势之人主动主持这一仪式。在《旧约》中，受膏会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将受礼之人与其过去割裂：它能让受礼者一跃进入更具影响力、权力、重要性、幸福感或福祉的境地。

其实“受膏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我们都会看到备受尊崇的人士或机构通过仪式将他人推上高位，或通过隆重的仪式宣告其地位的晋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会公开为新总统举行就职宣誓仪式，而候任总统需将手按在《圣经》上。在高中和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身着色彩鲜艳的长袍、头戴滑稽帽子的显要人物会念出毕业生的名字，在他们领取文凭时与他们握手。在昂首阔步走上舞台、拨动帽穗之前，学生们拥有一种身份；而在那之后，他们便享有了另一种更高的身份。这些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属于非常态，它们是标志着人生重要转折的特殊场合。而“受膏礼”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这些正式仪式本身，它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声望卓著的个人或机构会通过明确的方式，或仅仅是通过关联，将地位赋予某人或某物。只需想想社会上那些通过依附于权威机构而获得地位的人物就能理解了：哈佛毕业的律师、《纽约时报》的记者、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高盛的银行家、谷歌的工程师、米其林星级厨师、大都会歌剧院的独唱演员、戛纳获奖导演，相关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说，这些人被各自所属机构“受膏”了。反过来，这些人也拥有了认可他人和他物的权力，同样能赋予后者更高的地位，从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声望授予关系网。如果你有朋友是大都会歌剧院的歌手或哈佛毕业的律师，你的地位也可能会因此提升，因为你与这些显赫人物建立了联系。随着这张由认可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不断扩展，地位会从那些已然拥有声望的人身上，流向那些正在努力“往上爬”的人。

同样，如果你就职于某家公司、就读于某所大学、居住在某个社区、效力于某支球队，或是隶属于其他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社会团体，并且你的声誉因这种关联而受益，那么你也算是“受膏”了。

“受膏”并非只发生在那些高端场合。任何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受欢迎”的孩子只需在午餐时和那些害羞的书呆子坐在一起，就能提升后者的地位。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工作场所和朋友圈，也存在于监狱、精神病院和养老院。几乎在任何群体环境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之所以地位较高，是因为他们与某个有声望的人存在某种联系。

“大偏移”

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有幸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受膏”，但无论是否如此幸运，所有人都身处这样一个地位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会赋予某些人和机构地位，却对另一些人和机构不予认可。

每当我们依照社会规范行事时，就是在参与维系这个体系。这些规范是一套具有指令性的行为准则，规定了哪些行为被寄予期望，哪些被允许，又有哪些被禁止，而且它们往往与一个基础性的地位等级制度紧密相关。例如，在商务午餐时让老板先开口或许是明智之举，因为这通常是表达敬重的一种方式。当你停下来等待老板开启对话时，你其实是在含蓄地确认他们更高的地位。仔细想想，地位等级制度支配着许多细微的互动规范，包括谁会打断谁、谁会认真倾听、谁会使用正式头衔而谁不会、谁穿什么样的衣服，诸如此类。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决定时，我们所有人都会依赖并认可那些先前已“受膏”的人和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某事物好坏的评价，比如我们谈论它、发推文提及它、赞赏它、渴望它、关注它、为它投入资源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该事物自身的品质、属性或内在价值，而是取决于我们最常将其关联到的个人或机构的声望。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常规化、习惯性的行为过程中，我们在一天里会多次根据“某物的创造者是谁”以及“我们对这些人的看法”来赋予事物价值，而非依据事物本身的优劣。这种做法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我们心智运作系统的一部分。我们通常甚至不会注意到，基于相关个人或组织的声望来判定某事物的价值，与基于事物自身的价值来判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思维捷径极为普遍，我称之为“大偏移”。

这种判断事物价值的方式，并非通过评估其自身固有的特质，而是依赖与该事物相关联的个人、群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声望。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与之相关联的个人（或组织）的身份来界定某事物的价值，而非依据事物本身的特质。

这种看重“人”而非“物”的倾向看似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由于“大偏移”的普遍存在，“受膏”的运作方式开始决定我们的经济市场和社会互动如何运转，甚至决定个人财富是积累还是损耗。我们将会看到，“大偏移”会催生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那些受膏者能轻易地维持其社会地位。它还可能导致一些反常的结果，其中最显著的是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情境中呈现极端的不平等。这些深层社会进程并非只是将一部分人提升到更高的地位，还会将许多其他人归入永久性的更低地位。

理解“受膏”的核心要义在于：那些享有声望者——处于社会等级较高位置的人——往往能比其他人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这些优势的产生，未必仅仅因为那些“受膏者”在自身领域表现出色。有时，是声望本身让他们在争取“受膏”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我们常常只因为某件事物是由精英创作的，就认定它很棒，进而又会因为这位创作者创作了特别的作品而赋予其更高的地位。

看出其中的循环逻辑了吗？当你已经处于等级体系的顶端附近时，再获得额外的声望，就有点像在一场赛跑中，在一开始就拥有巨大领先优势的情况下获胜一样。“大偏移”会为你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根据你现有的地位来评价你的行为，那么当你已然享有较高地位时，你就具备了一种内在优势。就这样，我们普遍存在的践行“大偏移”的倾向，使得受膏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再回想一下那位备受敬重的物理学家。由于瑞利先生已是瑞利勋爵（这得益于他先前的“受膏”），一份颇具声望的期刊更倾向于发表他的作品，而非那些没有响亮名号的学者的作品。而当一份世界知名期刊选择发表他的文章时，这又进一步为他本就卓越的声誉增添了光彩。在一份内容丰富且亮眼的简历上再添加一篇论文作品后，瑞利勋爵日后发表文章会变得更加容易。他会赢得更多有声望的奖项，获得更多专业任命，吸引更多门生，还能积累更多资金投入他的科学研究。由于“大偏移”推动着“受膏”的动态过程，他崇高的社会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稳固，而非削弱。但正如我所提及的，一份著名期刊选择发表他的作品，就意味着有其他人的作品被拒绝。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点。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期刊只会发表固定数量的论文——那些已“受膏”者通常会占用原本会流向地位等级较低者的资源。毫不夸张地说，编辑委员会推翻最初决定的选择，便让另一位科学家失去了发表论文的机会。当瑞利勋爵从“大偏移”中获益时，其实挤占了其他人的机会。

尽管最近舆论场上不乏关于特权、代际贫困等的讨论，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信，人们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和展现的主动性。但这并非事情运作的全貌。我们越是声名显赫，其他人就越容易对我们抱有信任，为我们创造更多机会，从而让我们更上一层楼。而如果我们处于社会底层，人们会默认我们能力较差。久而久之，当我们反复遭遇这种较低的期望时，我们的自信心就会减弱，成功的机会也随之减少。更糟的是，这种持续的不利处境不仅会打击我们，还会打击其他人对我们的未来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使我们更有可能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关于本书

我第一次萌生写一本关于“受膏”的书的念头，源于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它让我突然对自己的职业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是我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我正在经历离婚，刚搬到波士顿一间供暖不足的小公寓里，而那年的秋天异常阴冷灰暗。毫无征兆地，我接到了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电话，她想和我聊聊当时商业媒体上热议的一则重大新闻。科技巨头微软提出收购华尔街的明星企业雅虎，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尝试之一。但雅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以及公司董事会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不过，微软那位善变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并未就此罢休，他转而采取了强硬策略：微软将组建一个由10人组成的团队，提名他们取代雅虎现有的董事会。如果雅虎的股东投票支持这些人进入董事会，新董事会很可能会对微软收购公司的提议持更开放的态度。

探讨了这些背景后，这位高级合伙人向我抛出了一个提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微软支持的董事候选名单？我当然感到受宠若惊，但也满是困惑。当时，我从未在任何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过，也从未经营过一家公司。对于大型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收购，以及此类情况下出现的复杂公司治理问题，我都没有第一手经验。诚然，作为一名曾在多所精英院校任教的商学教授，我对诸多管理问题十分熟悉，也为许多高管提供过咨询。但读书、授课、发表见解是一回事，实际去做又是另一回事。以我的技能和经验来看，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直接参与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治理的理想人选，更何况当时这家公司正处于备受瞩目的收购风波之中。

然而，我很快就领悟到，这个邀约其实与我的技能和经验无关，而是与我的资历有关，与“受膏”这一机制有关。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招募的并非我本人，而是我简历上的头衔和大学名称。由于这些资历，决策者们认为我能迅速掌握这份工作的复杂之处。与此同时，我与这些大学的关联能为新董事会增光添彩，这一点也大有裨益。公司文件会将我的资历与姓名并排列出，这样我简历上那些知名大学的名字就能“传递”给雅虎。这种情况是一种含蓄的认可，仿佛那些大学本身在为这家公司背书。

最终，微软决定放弃收购尝试，我也终究没有加入雅虎董事会。尽管如此，能得到这个机会，既让我感到兴奋，也让我保持清醒。收到这份感觉并不应得的邀请，我内心有些不安，这也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是什么在维系着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类似这种邀约每天都在上演。企业、大学、文化机构、政府，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将机会赋予的对象并非最胜任的人，而是那些“受膏者”。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这种资源分配体系下，那些简历上没有光鲜头衔或不具备其他地位标志（如合适的肤色、性别、文化资本、门第等）的个人和群体，就会被边缘化。事实就是如此：地位体系是我们的社会分配稀缺资源的核心方式之一。我意识到，我需要写一本书，来帮助解释地位动态如何构成了多种不平等形式的基础，以及为何它们如此普遍且悄无声息地存在。

大量研究已经详细记录了现代社会中不平等的演变过程及其严重程度。此处仅举几例，如《不公正的胜利》《美国不平等的起源》《精英陷阱》《看不见的女性》等图书，都提供了大量证据，揭示出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代际社会流动性显著、内隐偏见以及公然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存在。

本书也探讨了这些主题（以及更多其他主题），但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我希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我的目标是深入探究社会的运作方式，剖析那些导致个人社会地位与其自身价值脱节的基础性动态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以削弱平等的方式分配机会的种种现象。直接理解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及其他各类“歧视”背后的历史、制度、文化和经济动态固然重要，但若不揭示“受膏”那独特且极具吸引力的逻辑，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当今社会及其经济结果。

事实上，地位体系不仅揭示了隐性的种族或性别偏见，还解释了我们周遭世界中存在的各类不平等现象。“受膏”这一机制可以说明：为何碧昂斯和加斯·布鲁克斯的歌曲下载量是其他优秀歌手的数千倍，即便在多数理智的人看来，他们的演唱水平并未高出后者数千倍；为何一瓶一级酒庄的葡萄酒售价会超过1000美元，尽管很少有买家能在不看标签的情况下辨认出瓶中酒的品质，而一瓶品质上乘的葡萄酒只需25美元即可购得；为何一幅正宗的伦勃朗画作能拍出数亿美元，而其最有才华的弟子所画的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售价却只是前者的零头；为何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收到的申请数量远远超过隔壁的公立大学……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你从这本书中能获得的一个启示是：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势利眼”，即便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我们怀有何种更具体的偏见，在一生中，我们的判断和决定都会基于社会地位而做出——从个人关系、职业生涯，到在社交和工作场合的行为举止，再到我们形成的特定品味与审美偏好，无不如此。这种行为会对我们自身及他人产生重大影响，往往导致那些可能违背我们公平正义观念的结果。若不理解“受膏”的动态机制如何在幕后持续发挥作用、塑造我们的选择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当今的经济与社会。

在阅读接下来的章节时，我希望“受膏”不再显得像是一种隐匿在我们视线之外的神秘力量。随着对这个“赢家通吃”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希望你能更深入地探讨当今一些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对“受膏”及其运作机制的新认知，能让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都能拥有更强的同理心。如果你已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许这本书能促使你多一份谦逊——对自己所获得的优势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这些优势心怀更多感恩，并且更愿意向那些未能因“受膏”而获益者伸出援手。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正视“受膏”这一现象及其影响，并思考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了。

（作者为美国知名经济社会学家；本文为《地位游戏：人生赢家是如何被选中的》一书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