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阎崇年谈清史研究：学术的过程就是“约-博-通”
4月24日19:00，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做客三联书店美术馆店，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一起带来对谈“我与清史研究”。当天恰逢阎崇年先生的90寿诞，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鲐背之年的阎先生满头银丝、精神矍铄。
宋志军（左）和阎崇年（右）
阎崇年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已逾一个甲子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学术研究中，清史始终是阎先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域。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阎先生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治学方法是什么？清史研究与阎先生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大众出版相结合？在阎崇年、宋志军两位先生在对谈中围绕为人与治学、研究与出版的主题与广大读者进行分享。
研究努尔哈赤花了二十年
对谈开场，阎崇年先生介绍了他早年研究方向的两次转向。首先是研究先秦史转到清史；研究清史原本从康熙入手，是入关以后开始，后来又转到入关之前，以努尔哈赤为突破口来研究清朝史。
这在当时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学界尚未有人攻克。阎崇年说：“1963年到1973年，10年时间我完全用来看原始资料。从他们老祖宗猛哥帖木儿，元末明初开始。明朝的实录，清朝的史录，朝鲜李朝的实录，我倒查，查到元末明初，那时我找到朝鲜史料的记载，努尔哈赤的老祖先就是猛哥帖木儿，我理了10年，这篇论文写成了。”
文章写成了，阎崇年发现努尔哈赤的传记在当时还没有人写过，于是他又着手写《努尔哈赤传》。这本书1973年着手准备，1983年出版，一晃又是10年。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
“所以努尔哈赤研究，我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阎崇年感慨道：“我敢说一句话，跟努尔哈赤有关的中国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明朝的材料、清朝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我都见过。就是王国维讲的作学问的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努尔哈赤研究的材料，我基本是‘望尽天涯路’才敢说这个话。每研究一个问题，要望尽一次天涯路，不断地望尽天涯路，不断地前进。”
由于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本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专著，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看到我这本书，就请我到东京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做学术报告。美国的学者，搞清史的都知道这本书，也请我到美国去做学术访问，做演讲。”阎崇年回忆道。这本书还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5年，阎崇年被评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正研究员，他说，“这就是回报，是对我的肯定。”
在北京史和清史交叉点选题目
宋志军提问道，阎崇年先生选定清史研究60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明很专一。可与此同时，满学这个学科实际上是阎崇年开辟的，他还研究北京史，那就是说除了专以外，还有广博的，治学道途上的专精和广博是什么关系？
阎崇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当时所里开学术会议，阎崇年写的努尔哈赤跟北京历史文化没关系，但又要交论文，怎么办？
“我就找学术的交叉点。努尔哈赤和袁崇焕交叉，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袁崇焕被皇太极给克了，所以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研究北京史绕不开袁崇焕，北京的龙潭还有袁崇焕的祠堂，东花市斜街还有袁崇焕的墓。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袁崇焕。”阎崇年说。
虽然袁崇焕是明代人物，但阎崇年认为“明清不分家”。“清承明志，你明朝不了解，清朝就搞不明白。另外明和清是互相对立的，你从明朝看清，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反过来从清朝看明，也看得很清楚，这就叫辩证对立统一来观察问题。”
他还指出：“我们历史学研究选题和出版社编辑抓选题一个道理。人物就抓历史一、二流人物，三流人物我不研究。康熙算一流人物，袁崇焕算一、二流人物，按地位也算一流人物，影响大，国外也知道袁崇焕。你到美国讲一个知县，没有人听的。”
《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7
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在北京史和清史交叉点选题目。例如康熙是清史题目，也是北京史的题目，因为康熙出生在北京；故宫也是北京史和清史的交叉点。逐渐地，他的学术研究覆盖了明史、清史、宫廷学、北京史和满学，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阎崇年史学论集》五卷97篇论文，收入上述五领域的成果，呈现出阎崇年丰富浩瀚的学术样貌。
学术的过程是“约-博-通”
宋志军提问道，阎崇年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清朝的开国史，但他有一篇文章写清朝的八次历史机遇，把整个清朝通贯下来；讲康熙大帝的时候，还跟国外的大帝进行比较，这又变成世界的眼光。阎崇年先生的历史研究既有断代的“根据地”，又有通贯的眼光和横向的比较，这样的方法和视野如何养成？
阎崇年先生以戏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为例。他说：“梅兰芳先生讲过，唱戏开始少，会一出戏，后来多，能唱好多出戏，最后又少。梅兰芳先生最多的时候可以唱多少出戏？我问过梅葆玖，梅老先生可以唱多少出戏？他说大概可以唱百十出戏。梅先生是大家，可以唱百十出戏，开始学只一出戏。梅先生晚年就是《贵妃醉酒》《宇宙峰》《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我数过，他就演五出戏左右，经常唱这五出戏，由多到少，由少到多，这就是精。”
“换到学术研究就是三个字，第一是约，简约的约，开始看《东华录》的材料，后来就多，数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看，最后又少，少到很精。少到努尔哈赤就变成一本书。这个过程我就说三个字‘约-博-通’，到通了就可以成家了。”阎崇年说。
那么，做历史研究做困难的地方在哪？阎崇年认为，第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第二要用别人没用过的史料。“《史记》那些材料，研究《史记》的都看过，你能找到一篇别人没看过的，功力就超过他。所以我做论文，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争取做到一定有创新，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用过的史料。”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