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这位上位手段充满争议的皇帝病逝于在亲征蒙古回师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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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刚咽气，行营内一场密谋悄然而生。朱棣身边的宦官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决议密不发丧，护丧归京。这一手便是为了防备汉王朱高煦，要知道朱高煦兵强马壮，向来觊觎皇帝大位，如让他知道此事必然会“行玄武门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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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多年追随他的老部下必定与之齐心。如此一来，素来掌兵的朱高煦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太子集团的人来说，其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换个领导那么简单，很可能但凡属于太子的人都要蒙受灭顶之灾。

为了皇位，朱高煦甚至不惜安插自己儿子长期潜伏在京城。朱棣病重的那些日子，来往于京城和乐安（汉王属地）传递消息的骑兵络绎不绝。安排这么多骑兵传递消息，朱高煦只有一个目的，第一时间知道朱棣的死讯。

形势危急，以杨荣为首的太子集团不得不走兵行险着。经过片刻的商议，三人决定，暂时不能对外昭告皇帝病逝的消息。封锁皇帝的死讯是灭族大罪，他们三人敢如此行事，说明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大军一路南下，朱棣的饮食起居依然安排如往常，外人根本无法发觉朱棣已经死了。在此期间，整支大军管理严格，一律不准许个人单独行动，如果没有皇帝的诏令，无论是谁，都不能私自离开军营。这样一来，朱高煦安插的眼线便无法传递哪怕一丝一毫的异常消息。如今皇帝已经死了，自然是不会有此诏令。再者，即使有胆大的想要矫诏离营，也需要掌管印信的杨荣盖印。但此时的杨荣，早已离开军营了。

原来制定好计划后，杨荣必须马上通知朱高炽。他一路上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快马加鞭赶往京城。杨荣等人如此赌上全部身家也要保住朱高炽顺利登基，并不光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太子属下，他们在朝中名望颇高，就算汉王做了皇帝，高官厚禄也必不可少。之所以倾尽所有去帮助朱高炽，是因为他们将朱高炽视为儒家经典中理想的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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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初年，在朱棣的安排下，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便常伴太子朱高炽身边，为其传授儒家经典。久而久之，朱高炽不仅养成了儒士的性格特点，也与士大夫们产生了感情。

与之截然相反，因为长期被朱棣带着在外打仗，朱高煦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武将性格，朱棣也觉得这个儿子更像自己。这就造成了他在储君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让朱高煦觉得自己还能争一争。但是朝中大臣并不这么想。大明朝经过朱棣穷兵黩武式的折腾，整个国家都被他弄空虚了，他们不希望这么一个像朱棣的人继承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朱高炽能够当上皇帝，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后的必然选择，顺应历史的滚滚车轮了属于是，是大势所趋。

永乐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五，身在北京的朱高炽得知朱棣的病逝的消息。他立即和杨荣、蹇义和杨士奇等人商议，如何才能顺利地登基，而又不激起朱高煦的兵变。在一番讨论后，众人皆认为朱高炽应该先登基称帝，造成既定事实，同时加强京城治安，并派人前往应天镇守。

自从迁都后，应天作为陪都，在明朝的影响仍然很大。想当初，朱高煦迟迟不肯离开应天，目的之一就是想借开国之都应天的名气搞事情。朱高炽派去镇守应天的人，是明朝历史上很出名的太监王景弘。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太监，可见太监在明朝的地位不小。朱高炽这个小小的举动，预示了后来大明朝的发展趋势之一，太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明朝后期宦官势力做大埋下了伏笔。

朱高炽登基了，朱高煦才知道朱棣的死讯。在这之前，朱高煦就像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从表面上看，这次朱高煦的失败，因为消息不灵通。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朱高煦的失败，根源于文官集团的反对。他没能当上太子，因为解缙和黄淮等人不喜欢他；他陷害朱高炽的阴谋被揭发，因为杨士奇、杨溥和杨荣等人反对他；他想趁朱棣死发动兵变却没成功，因为金幼孜和杨荣等人没给他一次机会。

文官集团不仅辅助朱高炽登基，还为朱高炽的统治出了很大的力。朱高炽面临大事的时候，经常需要咨询老练的杨士奇、处变不惊的杨荣和随遇而安的杨溥。朱棣改组的内阁有七名成员，到朱高炽的时代，内阁成员也有七名，但不是每个人说话的分量都一样重。因为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在朱高炽的内阁的分量很重，人们将朱高炽时期的内阁称为“三杨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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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七日，朱高炽正式登基称帝，他的年号是洪熙。朱高炽称帝后，“三杨”不仅被加官进爵，并身兼数职，例如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杨荣兼任工部尚书。如此一来，“三杨”就不仅仅是对皇帝提供建议，更是掌握了具体的实权，在必要的时候能对朝堂施加影响。朝堂之上最美好的事情便是皇帝和大臣是一条心的，有了大臣们的支持，皇帝在施行相关政策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在封建社会，君主的性格和策略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很大。朱棣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因而他能够不顾群臣的反对，乾坤独断，屡次出兵征讨四方，创建盛世。相比而言，朱高炽就文弱地多，他没有建立大明帝国的远大抱负。

朱高炽在位的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颁布了很多诏令，取消了他老爹在位时期很多不得人心的政策，比如战略收缩，让天下得以休养生息；比如取消了明初的一些严刑酷法等等。凡事都有两面性，历史虽不能假设，但很难不让人畅想：如果只是在方法和程度上有所改变但继续保持如永乐时期对外扩张的态势，继续经略西洋，而不是全盘否定的话，是否会让中华民族避免后期逐渐落伍于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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