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明代瘟疫暴发概况中，获得建设当今社会医疗体系的宝贵经验

明代是瘟疫暴发较为严重的时期，北直隶更是当时瘟疫高发的地区之一，作为京畿之地，北直隶地区一旦暴发大疫，会对明朝的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对明代北直隶地区瘟疫发生情况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社会应对瘟疫的一角，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明代的历史，也为我们当今社会建立健全的医疗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明代，因直接隶属于中央而被称为“直隶”的地方只有两处，一为京师，一为南京。又因为二者一北一南，所以京师被称为北直隶，南京则被称为南直隶。明代北直隶地区在元时直隶中书省。

从总体上看，明朝以前关于北直隶地区瘟疫发生情况的记载不多，北宋时期的疫病主要发生在南方，金朝时北直隶地区也不是疫病的高发地区，元朝时南北方疫情发生开始较为频繁，尤其是顺帝至正后期，北方多集中在京师地区，产生原因除自然因素外与政治局势及战争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明时期，关于疫情的记载较前代增多。明时期与前朝相比，经济发展迅速，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使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疫病流行的风险。

而且明时起与海外的联系密切了起来，海外流入以及本身也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疫病，诸如梅毒、白喉、鼠疫等等，让中国的传统医学措手不及，加之后期惠民药局的荒废，使政府在救助方面有时不能尽如人意，让瘟疫的流行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保守估计，明朝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疫灾大约115次，其中明朝初期只有两次，最严重的时期是明中期和明后期。明中期疫灾发生的次数占据总数的45%左右，且主要发生在嘉靖年间。明后期疫灾发生的次数占总数的54%左右，是情况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段。

总体来看，疫情的发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呈现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嘉靖、万历、崇祯三朝的疫灾情况最为严重。

在明代，北直隶地区的春夏两季是瘟疫的高发季节，秋季和冬季瘟疫暴发较少。就瘟疫发生的月份而言，从现有资料来看，三、四月份是高发期，其次是二月、五月和六月，其余月份发生次数较少，符合瘟疫暴发的季节性特点。

明代北直隶地区疫灾的地域分布有如下特点：第一，首府顺天府是疫灾高发区；第二，疫灾区域分布范围广。第三，疫灾几乎集中分布在相邻的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形成了一个灾区，几乎一多半的疫情都发生在这四府的范围内。

瘟疫的发生是明代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危害极大。瘟疫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员的伤亡，其影响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变迁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放眼全国，北直隶地区的瘟疫暴发次数位于前列，其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由明代政府应对瘟疫的措施之中可知，君主的自我反省是大疫来临时必要的措施之一，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灾，君主不得不放下自己至高无上的身份，通过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自己有失德过错的行为，并且表明会改掉施政方针中不合理的方面，以求得到上天的宽恕，来结束疫灾的困扰。

而大臣们则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利用灾害发生的这一特殊时机上疏言事，对朝纲提出批评或建议，对皇帝本人进行规劝，以求达到以往上疏求而不得的种种改变。

与此同时，疫灾的救治情况与明代的吏治也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疫灾发生的不确定性，明代政府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救灾部门，每逢疫灾发生，承担起救灾任务的往往是当地的政府，中央也会派遣官员带着援救物资去受灾地协助救灾。

因此，吏治的好坏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救灾的效率。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会在灾荒时期，对官员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借机整顿吏治。

明朝后期，统治者荒淫无道，不理政事，到崇祯时，尽管崇祯皇帝勤俭励精，但奈何国运多艰，灾害四起，内忧外患，难挽颓势。明朝后期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北直隶地区在崇祯末期暴发了一场波及范围非常广的瘟疫，且情况相当严峻。

这一时期也正是自陕西而起的农民战争进入到高潮的时期，流民因在灾害时依然被压迫剥削而起义，愈发严重的疫情也使得起义军的队伍日益被其他求生无门的灾民所扩充，因而快速发展壮大。

等到起义军兵临城下时，北京早已因为严重的疫情而丧失了抵抗的力量。所以，在农民起义军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要看到疫灾的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作用。

由此可见，疫灾确实与明朝的政治有着一定的关系，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救灾的效果，灾难的来临同样也为国家政策、措施的实施以及官僚队伍的整顿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在明末政局复杂、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一场大疫的来临，甚至会成为一个朝代结束的催化剂。

疫灾过后，明代社会的经济也会直接受到影响。疫情的发生往往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而明时期我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失去大量的人口就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导致田地无人耕种，逐渐荒废。

同时，疫灾往往伴随着水旱灾害，均会给农田造成损害，使庄稼减产或者颗粒无收。灾来临时如果还有水旱灾害的伴随，也会导致牲畜死亡，牲畜的大量死亡，使得后续灾后重建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缺乏了有力的畜力保障，拖后了农业生产的进度。

人力、畜力、农田尽失，这对于农业社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仅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还严重影响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

瘟疫的发生，也可能会导致国家赋税的减少。农田的大量毁坏，人民的流离失所都会导致田地无人耕种，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显而易见，国家的税收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政府此时则应实行宽容的赋税政策，适当地减轻或者免除受灾地的赋税，来保证灾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

瘟疫的发生，还会影响城市中的经济发展。一旦有灾荒和社会动乱发生，乡村人口往往会向城市集中，以此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每当大疫来临，首当其冲的都是万千的平民百姓，疫灾带给人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直接最严峻的。

大疫来临时，人们为了躲避瘟疫，还会选择离开疫区，逃往别地。大量人民的流亡会造成社会动荡，如上文提到过的加入农民起义军，或落草为寇，除此之外，人民的大规模流亡，也给国家对户籍的掌控造成了阻碍，也会造成田地无人耕种，进而导致国家税收不足，使灾后重建工作困难重重，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形成统治危机。

因此，这时政府往往会在疫情得到缓解之后招抚流移，为其提供耕牛、种子等，实行更优厚的税收政策，来帮助其复业，恢复农业经济的发展。

大疫来临时，社会秩序也会随之被破坏。疫灾的来临，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徙，使得整个社会的秩序出现了混乱，再加之生产生活的压力，人们的思想也随之改变。

不再遵守现行的社会秩序，为了生存下去，甚至出现了“卖儿鬻女”和“人相食”的凄惨场面。史料中关于大疫之下人相食的记载不绝如缕。

通古才能助今，通过对明代北直隶地区疫情的分析，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启迪。瘟疫的发生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尽管我们人类的生活已经日新月异，但是我们对于自身的发展也不要过度的自信。

对于自然界依然要时刻心存敬畏，要适应自然，而不是试图改变自然。我们的社会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健全公共卫生防疫体制，使防疫救灾变成一项独立的机制，这样才能在疫情来临之前或者来临之时最快地做出反映，更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