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三个原因，才导致北宋积贫积弱，最终亡于外辱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记载，建隆元年(960年)“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从上面这段史料来看，宋太祖赵匡胤为避免藩镇作乱从而保赵宋社稷之长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稍夺其权，二是制其钱谷，三是收其精兵。从结果来看，这三项措施非常有效。但是恰恰是这三点措施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弱宋”。
北宋太祖一、稍夺其权，分化事权的文官统治方式。
赵宋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据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308记载，（北宋）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比如尚书令名义上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但从没有委任过，尚书省其他左右仆射、左右丞等只是官职，实际上由“权判尚书都省事”来具体负责尚书省事务。
同时，北宋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无法出现权臣与中央朝廷对抗。
二、制其钱谷，富中央而穷地方的财政措施。
宋朝对地方实行“制其钱谷”的财税体制，要求各州除留下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要全部奉送到中央，不得无故占留。为了将“制其钱谷”有效推行，后来又将全国划分为十几路，统管各州财赋的使用和转运。同时，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随着“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后盾。
同时，还在中央设立了分管财政的三司（盐铁﹑户部﹑度支），设三司使和三司副使，总管各地贡赋和中央财政。这样，就形成了“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的政治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收其精兵，强内守外的军事格局。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避免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的乱象出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将兵权与财政权集中于中央。
在军事上，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相对于刘邦和朱元璋要人性的多），解除了石守信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取消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统领。
同时，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中央）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北宋徽宗总之，“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在宋初解决了中晚唐和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政权更迭频仍的乱象；但是在北宋后期，因为地方无权无钱无强兵，抵御不了强大的金国，最终汴京城破，二帝蒙尘，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