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的夏天,河北柳河川,烈日当空。
一支明军的队伍正在班师回朝。打了胜仗,士气旺,脚步轻。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朱元璋麾下第一猛将,常遇春。
这一年,他40岁。从25岁投奔朱元璋算起,他在战场上整整厮杀了15年,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明史》给他留下的评语是八个字——"摧锋陷阵,未尝败北"。这八个字,明初开国一代将领,没有第二个人拿到过。
然而就是这一天,他把铠甲脱下来。
脱甲之后,他感到全身骤然发热,随即疼痛如刀割,旋即不省人事。傍晚时分,随军军医束手无策。当晚,常遇春暴亡于军营之中。
消息传到应天府(今南京),朱元璋愣在当场,随即在《明太祖实录》中留下了那句让史官们反复抄录的话——"朕有千行生铁汁,平生不为儿女泣。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
一个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开国皇帝,为一个将领哭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常遇春,究竟是谁?他为何能让朱元璋落泪?他又为什么会在最辉煌的时刻,突然从历史上消失?
1330年,安徽怀远,一个农民家生了个孩子,起名常遇春。
怀远是个普通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人物。常家更普通,穷,一年到头田里刨食,勉强糊口。
但常遇春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从小迷武,家里穷得交不起学费,他就用帮人干杂活换取习武的机会。天长日久,练出了一副好身板,猿臂善射,力气过人,各种兵器都能上手。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天生的战士。
但天生的战士,在那个年代,往往先得当土匪。
元末天下大乱,饿死的人比打死的还多。 常遇春二十出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能跑去定远县,投了个叫刘聚的山贼头目。刘聚这人爱才,看常遇春身手了得,当即把他提拔为什夫长,视为心腹。
在山上待着,吃喝是有了,但常遇春心里不踏实。
刘聚这人有个致命的毛病——没有野心。 打劫是打劫,就是没想过要打出一片天地来。一个胸无大志的头目,能给手下人什么未来?常遇春心里清楚,跟着刘聚,这辈子顶多就是个山头土匪,死了也没人记得。
所以当他听说朱元璋南下、声威大震的消息,他动了心。
常遇春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没有直接去投奔,而是先乔装成普通百姓,私下去观察朱元璋这个人的志向和为人。这个细节,往往被后来的史书一笔带过,但仔细想想,这个细节不简单——一个山贼出身的武夫,在跳槽之前先做了一次尽职调查。这说明常遇春不只是蛮力,他有眼光,会看人,也会等待时机。
考察结束,他下了判断:朱元璋,可以跟。
1355年,在跟随刘聚打劫和州的途中,常遇春擅自脱队,投奔了朱元璋。
然而,朱元璋的反应并不热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冷遇。朱元璋当面指出:你来投我,不过是因为怕饿肚子,这种人我不收。
话说得很重,但他还是把常遇春留了下来。
这就是朱元璋的高明之处。 他说话是一套,做事是另一套。表面上冷遇,实际上在等着这个人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常遇春没让他等太久。
常遇春证明自己的机会,来得很快,就在采石矶。
当时,朱元璋要渡过长江,攻占对岸的战略要地采石矶。这一段江面险峻,元朝守军水师严密把守,火力压制之下,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们轮番上阵,打了好几轮,就是拿不下来。
战局陷入僵持。
就在这时,刚入伙没几天的常遇春,一个人驾着一条小船,直接冲了进去。
不是领兵冲,是他一个人先冲。
激流之中,乱箭飞射,他一边划船一边躲避,冲到岸边,直接跳上去,一人冲入元军阵中,左突右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幕,把朱元璋看得眼睛发光——他等的就是这种人,不是会排兵布阵的谋士,而是能带着士气往前冲的猛将。
大军随即跟进,采石矶拿下。
常遇春的首战,就是这么打的——一条船,一个人,一颗不要命的心。
此后,朱元璋将他委任为总管府先锋。从土匪到先锋,常遇春只用了一场仗。
但常遇春绝不只是蛮勇之人。第二次采石矶之战,他用"诈败计"诱敌深入,先假装撤退,等元将蛮子海牙倾巢追击,再回头直捣采石矶,将元军彻底击溃。这一仗,展示的是战术智慧,不是蛮力。朱元璋后来评价他"智勇不在徐达之下",正是基于这类判断。徐达是什么人?是明朝开国第一武将,是朱元璋的头号统帅。把常遇春比肩徐达,朱元璋给的评价不低。
围攻集庆(今南京)时,常遇春的战术更成熟。他指挥兵马忽东忽西,调动守军疲于奔命,作势要攻西门,实则闪电出现在南门,打了守城军一个措手不及。集庆是朱元璋的根基之地,能拿下集庆,常遇春功劳最大。
然而这些,都只是序幕。
真正把常遇春这个名字钉进历史的,是1363年的鄱阳湖。
那一年,陈友谅卷土重来,号称六十万大军,从上游顺流而下,要一口吞掉朱元璋。鄱阳湖一战,前后打了三十六天,是元末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水战,也是朱元璋生死攸关的一战。
陈友谅的战船高大坚固,朱元璋的船小而灵活,双方各有优劣,打到胶着状态。
就在战局最焦灼的时候,朱元璋的座船搁浅了。
这是致命的危机。 搁浅的船动不了,就是靶子。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发现了,立刻率船队蜂拥而来,要把朱元璋困死在浅滩上。
危急关头,常遇春冲出来了。
他张弓搭箭,一箭射中张定边,击退敌军冲锋。紧接着,他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硬生生把那艘搁浅的船顶出了浅滩。
朱元璋的命,是常遇春用一箭加一撞救回来的。
这场鄱阳湖之战最终以朱元璋全胜告终,陈友谅在乱战中被流矢射中,当场身亡。这是整个元末格局的转折点,朱元璋由此成为南方最强的一股势力。而这一切背后,常遇春是绕不过去的核心人物。
此后,1367年,常遇春跟随徐达东征张士诚,在平江城下多次击退守军的反扑,彻底打垮了张士诚的势力,迫使张士诚走投无路,自杀而死。至此,威胁朱元璋的两大劲敌,先后被扫除。
天下大势,至此已定。
同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三个月后,山东平定。洪武元年四月,在洛阳塔儿湾,常遇春单骑突入元军阵中,麾下壮士随之奋勇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史称"塔儿湾大捷"。此后,元大都(今北京)被攻克,蒙元被驱逐出中原,历史上的大明王朝,宣告建立。
朱元璋在北伐誓师时说的那句话,可以作为对常遇春一生最精准的定义——
"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如副将军遇春。"
这句话不是褒奖,是陈述事实。
1369年,洪武二年,明朝刚立两年。
这一年,常遇春奉命率军继续北征,攻取开平,大获全胜。随后,他奉命班师,大军一路向南,途经河北柳河川。
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
按《明史·常遇春传》的原文,只有简单几个字——"师还,次柳河川,暴疾卒,年仅四十。"
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军班师,驻扎在柳河川,突然暴病而亡,年仅四十岁。
就这些。没有前因,没有过程,没有诊断,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白,留给了后世无数种猜测。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卸甲风"。
说的是:常遇春一路征战,盔甲沉重,天气又热,人已经大汗淋漓。班师途中,没有敌情,他一时放松,把铠甲脱了。结果冷热骤然交替,引发了一种类似"中风"的病症,于是不治身亡。
这个说法流传极广,听起来也合情合理。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卸甲风"这个词,在全部正史和中医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记载。 遍搜《明史》《本草纲目》《金匮要略》,没有一处提到这个词。它最早出现的地方,是现代人写的演义小说,以及民间评书艺人的口中。
换句话说,"卸甲风"不是医学诊断,是一个故事。
那常遇春究竟死于什么?
史家给出了几种有依据的推断。
第一,积劳成疾。 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算起,常遇春几乎没有休整过。采石矶、集庆、龙湾、鄱阳湖、平江、北伐……每一场大战都有他的身影,常年处于高强度的战争状态之下,身体的耗损是持续而隐性的。朱元璋的每一次胜利背后,都有常遇春在前线拼命,这种透支,不是一天两天能恢复的。
第二,水土不服加饮食失调。 常遇春出生在淮河流域,自幼生活在江南一带。但北伐之后,他的军队深入漠北,越过黄河,进入极寒之地,长期在气候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作战,饮食、气候的骤变,对身体的冲击不可小觑。
第三,旧伤积累。 常遇春的打法,是出了名的亲身冲锋,身先士卒。这种打法虽然激励士气,但代价是身体不断受伤。十几年的沙场生涯,刀伤、箭疮、摔伤,积累下来,任何一个引爆点都可能致命。
无论哪种原因,最终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一个40岁的男人,在班师途中,突然死了,死得毫无预兆,也毫无尊严。
消息传到应天府,朱元璋"大震悼"。他亲自赶到龙江,迎接常遇春的灵柩。这个动作在历史上不多见——一个皇帝,跑去迎一个将领的棺材。
追封的礼遇,也是历史上的顶格配置。 按《明史》记载,朱元璋下令追赠常遇春为"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列第二,仅次于徐达。还命宫廷画师为他绘制了一幅身穿龙袍的全身像——这是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光,历史上屈指可数。
但荣光是给死人的。常遇春已经不在了。
他没有赶上洪武年间那场腥风血雨,没有被朱元璋列入诛杀名单,没有在功成之后遭到清算。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早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幸运。
但他的子孙,没有这样的幸运。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对他的家族给出了最高规格的照顾。
长子常茂,封郑国公,岁禄两千石。次子常升,后来改封开国公,食禄三千石。女儿常氏,嫁给太子朱标,成为太子妃。三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朱元璋亲自赐的。
这是什么待遇?这是把常遇春的家族,绑定到大明皇室的核心圈子里。
如果常茂争气,常家能做百年世家。
但常茂不争气。
这个郑国公,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任何东西。常遇春在世时,治军严格,百战不殆,行事果断而有章法。常茂呢?沉迷享乐,行事冲动,仗着父亲的名号横行,却没有父亲的能力撑腰。
朱元璋给了他大量机会。跟汤和西征川蜀,无功而返。跟沐英南下云南,到手的功绩白白放弃。每一次出征,都是空手而归。
最狠的一次,是随岳父冯胜北征纳哈出。
纳哈出是元朝残余势力中最后一支成规模的军队,盘踞在东北地区,一直是明朝的心腹之患。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大军北征,纳哈出见大势已去,决定投降。
投降谈判进行到一半,常茂突然拔刀,朝纳哈出砍去,差点砍断了他的手臂。
原因?史书语焉不详,可能是看不惯纳哈出的态度,可能是一时冲动,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但结果非常灾难性。 纳哈出部下见状,以为谈判破裂,主帅被害,立刻四散奔逃,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投降局面,就这样被常茂一刀砍碎了。
事后,常茂又对岳父冯胜大加不满,多次上书朱元璋,状告冯胜。朱元璋调查之后,发现状告内容多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这就触了朱元璋的底线。
朱元璋是个极其看重实际利益的皇帝。他可以容忍功勋之后的平庸,但绝不能容忍无能之人还在搅乱大局。常茂不仅坏了北征的大事,还用诬告来祸害有功之臣,这种行为,放在谁身上都是死路。
朱元璋剥夺了常茂的爵位,将他外放广西龙州,改由弟弟常升承继爵位。
广西龙州,是当时大明的边远之地,去了基本就是政治流放。
常茂到了龙州,依然不消停。他和当地土官之妻勾结,在土官死后图谋地方权势,把新任土官逼得造了反。与此同时,洪武年间朱元璋大杀功臣,李善长被灭门,胡惟庸案、蓝玉案接连爆发,每一案都牵连甚广。常茂与这些案子有间接关系,心里清楚,朱元璋迟早要对他动手。
与其被抓,不如自己了结。
最终,常茂服毒自尽,无子无女,一生就这样结束。
常遇春的次子常升,接过了爵位,人比常茂低调,行事也谨慎些。他多次奉旨出京练兵,被加太子太保衔,看起来还算顺遂。
但《明太祖实录》对他的记载,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突然断掉了。
这个断点,意味深长。
正史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勋贵正常死亡,国史应该有记载,应该有一篇小传,作为官方盖棺定论。实录的沉默,往往意味着死得不好看,不方便写进去。
关于常升的下落,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在靖难之役中,与魏国公徐辉祖并肩抵抗朱棣,兵败之后在永乐初年身亡;一说他牵连进了蓝玉案,早已悄然处死。两种说法,都找不到确凿的史料支撑。
常升,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
父亲用一生的厮杀打下的家业,两代之内,烟消云散。
这种结局,在明初并不罕见。徐达的后代有起伏,李文忠的后代有起伏,汤和的后代也有起伏。朱元璋在建国之后,把几乎所有的开国功勋都清洗了一遍,留下来的,要么是已经死了的,要么是彻底被驯服的。
常遇春恰好属于"已经死了"那一类。
他死得够早,避开了刀,但避不开他的儿子们替他还的账。
常遇春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9年暴亡柳河川,一共14年。
14年,他打了多少仗?采石矶、集庆、龙湾伏击、鄱阳湖、平江围城、北伐山东、河南洛阳塔儿湾、攻克元大都……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硬仗,每一场,他都在最前面。
《明史》给了他一个近乎完美的军事评语——摧锋陷阵,未尝败北。
这句话的重量,放在明初那个猛将如云的时代,尤其沉。徐达是帅才,善于统筹全局;常遇春是锋刃,专门用来破阵。朱元璋把他们两个配在一起,一个谋,一个打,这才成就了大明的开国基业。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亲口说,他的功业"开国之功独占七八"。这当然是夸张,是皇帝在悲痛之下说的重话,但这句话背后的分量是真实的——一个皇帝,在一个将领死后,愿意说出这句话,本身就说明问题。
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亲笔题字"勇动风云",颁诏在常遇春家乡建开平王庙。当地官员题联写道:"将十万众之威名,常诵都人仕女;居七八分之功业,永留大地河山。"
这副对联,是对常遇春最后的盖棺定论。
40岁,死在班师途中,死因不明,后代凋零。
这就是常遇春的结局。没有戏剧性的临终场面,没有气吞山河的最后一战,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脱下了甲胄,然后再也没有起来。
他的一生,是大明开国最锋利的那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