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国时期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民国前期，北洋军阀们打生打死，而民国后期，大浪淘沙，既升级为实力显著的军阀，群雄逐鹿。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中，北洋军阀时期很多巨头政权失败之后，往往还能选择剃度出家，为什么后期却很少有人选择这条道路了呢？

出世保命

清末民初的王人文原本是四川总督保路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但是后来他被赵尔丰所给替，后期又相继辗转投靠过蔡锷和唐继尧，最终在大浪淘沙的民国浪潮中偃旗息鼓，在 1924 年兵败后遁入成都的昭觉寺。

王人文在寺中写的《退思斋日记》里没说自己怕死，倒反复提“宦海无岸，佛海有舟”。

然而当时记者黄远生在《远生遗著》里评他：“非厌世，乃畏世也。”

那时军阀混战，但是寺庙有治外法权的影子，北洋政府不敢轻易闯庙抓人，这也是王人文作出如此选择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位北洋军阀，比王人文的名号更响，这个人就是孙传芳。

孙传芳在北洋兵败之后，一度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然而在不久之后，张作霖遇害身亡。

张学良上台之后，对于孙传芳不复往日情分，而且也没有心思帮他去抢夺地盘。久而久之，孙传芳心灰意冷之后，最终也是隐居天津。

孙传芳每日在紫竹林诵经，甚至拜女居士卞白眉为师。他的仇人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他时，他正跪在佛堂蒲团上。

据《孙传芳秘史》记载，他临终前对弟子说：“我杀孽太重，早该入空门。”但细究其出家动机，远不止忏悔。

《大公报》在 1931年的报道提到，孙传芳曾试图联合华北军阀反蒋，失败后自知无路可走，才彻底断了念想。

那时的寺庙更像“政治避难所”，而非修行地。吴佩孚五台山出家期间，仍然和他曾经的旧部有着密切联络，蒋介石便派特务监视，逼着老吴不得不写下“不与闻世事”的誓言。

路在何方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收回寺庙管理权，此前那种“庙产庇护政治犯”的传统被打破。

曾任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在日记里吐槽：“如今官府查庙比查户口还严，方丈见了穿军装的就哆嗦。”

而且还有非常重要一点的是，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各路争夺，很多还只是单纯为了争地盘、眼前利益罢了；而到了后期，大浪淘沙，剩下仅存的几位军阀巨擘之后，他们的争夺更加激烈。

而这种激烈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并不是你说出家、不问世事就能逃脱过去的。

尤其像老蒋中后期手段更为狠辣，斩草必除根，给后面这些军阀的选择容错率就更小了。

因此，一座庙宇是没有办法成为他们栖息之所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一定要选择逃到大连。

因为阎锡山非常清楚，在中原大战时期，老蒋对他的恨远远超过冯玉祥。

在蒋氏的眼中看来，冯玉祥充其量也算是被利用的人，而他阎锡山是在背后拱火、组织挑事之人。所以一旦被老蒋控制住，下场肯定是惨不忍睹。

庙宇不能给自己遮风挡雨，他只能去找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被日本人控制的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