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事儿还真让我琢磨了一阵子。我开头一句民国首任大总统，立马被网友拎出来纠正了。我回头想想，也不是全错——就是不太精确罢了。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那年头人都按籍贯称呼他，叫黎黄陂。后来这名字居然成了一条马路的名字。我是黄陂人，打小就听长辈念叨他，算是半个老乡。当时常听的故事版本有两个。一个是他躲在姨太太床底下，被革命党人拉出来，以为要掉脑袋，结果被硬推着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有点像小孩以为自己闯了祸要被训斥，结果被夸成英雄，人都有点懵。

我小时候信得真真的。后来慢慢琢磨，这不是和赵匡胤被手下黄袍加身一个套路吗？领导就一个，你不当，谁当？硬塞也得塞给你。 故事里那位和他一起钻床底的姨太太，叫危文绣。她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在黎元洪过世后，她改嫁了，还惹出一场轩然大波，风风雨雨，后来竟然被写进中国女性解放的记录里。这么一位女性，名字也能让人记住，实在不简单。

危文绣苏州人氏，身世不太清楚，早年在汉口杏初里那条巷子谋生——我必须说，杏初里这名字真美，像一首小令。后来被黎元洪收为妾室，在武昌黄土坡那儿给她安置了一处宅子，她便改了名，叫黎本危。怎么讲呢，嫁了人，连名字也换了，从前的身份便统统掩去。 1928年，黎元洪在天津去世。一年后，正室吴敬君也走了。危文绣那会儿年近四十，孤身一人，也没什么牵挂。她没有打算守着牌位过日子，这不奇怪，妾室，算哪门子妻？哪有那么多的贞节坊想立就立？李渔老早就讲过：一个男人死了，妻也守节，妾也守节，你家里哪有那么大的风水，供得起这么多牌位？这话糙，但在理。

后来，她和一位比她小十来岁的绸缎店员王葵轩走到了一块儿，还带着黎家的遗产凭据去了青岛，和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芳——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那位——打了一场遗产官司。结果呢？天津那边的大头，落在了她手里。 然后呢，她和王葵轩在青岛开了家绸缎庄，风风光光地结了婚。可是有人看不顺眼，时任青岛代理市长的沈鸿烈出手：驱逐，查封，抓人。一个再嫁的寡妇，怎么说也不至于让人这么难堪吧？这不是踹寡妇门吗？

危文绣试着走关系、托人情，结果四处碰壁，只得计划去北平投靠亲属。她写了一封信给北平的亲戚，恳求能接她住些日子。对方却回信拒绝，还干脆断了往来。连亲人都不肯接纳，她一下子成了无路可走的人。 她辗转到了杭州，还没站稳脚，又收到王葵轩托人转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不过一个卖油郎，哪敢想着独占花魁。已经跟沈鸿烈谈妥了条件：不再与她相见。她读着读着，眼眶红了，浑身发抖。一个人往西湖边禅寺坐下，心灰意冷，只想到了敲木鱼了此残生。

当时，恰巧《申报》的妇女园地栏目办周年特辑，她跑去报社讲了自己的苦处。编辑部以她再嫁为话题，接连发了几十篇争论文章。从法律上说，她完全有权利再婚。1931年司法院有解释：妾与人通奸，夫无告诉权；孀妇再醮，也法所不禁。当然民国的民法有六个月的再婚限制，但那是为了避免子息血统混乱，只是为了半年而已，哪能拿来堵她的门？ 舆论吵得很凶，湖北同乡们恼火得很，说她再嫁就该退回黎家财产。但司法院有解释：继承财产后再婚，不影响原有权利。可也就是这么个不算复杂的事，在当年的社会里，被搅和得天翻地覆。归根结底，男子丧妻可以再娶，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丧夫却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仿佛女人的价值，全都拴在一座牌坊上。

更让人叹息的是，抨击她最狠的，反倒是一些女人。身受过婆婆的苦，却又转过头来作践媳妇，仿佛那些年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有了下一个承受者。有人写道：如果只让危文绣从青岛走开，她还能换个城市住，但如果所有的城市都对她递白眼、吐唾沫，她还能去哪儿？ 1936年5月13日，又一条关于危文绣的新闻露面。不过这次是警方在天津一处娱乐社抓赌，她也在其中。后来，就再没有她的音讯了。像一粒石子扔进江里，涟漪散尽，水面平静。她的名字，终究没被彻底淹没，但她的身影，却真真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