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问世近半个世纪后，日本仍未在这项国际顶级荣誉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亚洲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他凭借用英文创作的《吉檀迦利》等作品，以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若将视角转向日本文学，这位亚洲第二人——川端康成——则要等到1968年才获奖，整整晚了泰戈尔55年之久。

在自然科学领域，印度同样曾遥遥领先。1930年，印度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拉·拉曼首次捧走亚洲第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则要到19年后的1949年，才首次将这项殊荣收入囊中。 在整个20世纪，日本共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3个物理学奖、2个化学奖、1个生理学或医学奖、2个文学奖，以及1个和平奖。

他们分别是：1949年，京都大学理学部教授汤川秀树获物理学奖；1965年，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朝永振一郎获物理学奖；1968年，作家川端康成获文学奖；1973年，美国IBM沃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崎玲于奈获物理学奖；1974年，前首相佐藤荣作获和平奖；1981年，京都大学教授福井谦一获化学奖；198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生理学或医学奖；1994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获文学奖；2000年，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白川英树获化学奖。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2001至2020年的二十年间，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激增，达到18位，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位登上诺奖舞台。中国媒体形容这种现象为井喷式获奖。这18位得主几乎全部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奖8人、化学奖6人、生理学或医学奖4人。

具体名单为：2001年名古屋大学教授野依良治获化学奖；2002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柴昌俊获物理学奖；同年，岛津制作所研究员田中耕一获化学奖；200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获物理学奖；2008年，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获物理学奖；2008年，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益川敏英获物理学奖；20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下村修获化学奖；2010年，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铃木章获化学奖；2010年，美国普渡大学特别教授根岸英一获化学奖；2012年，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获生理学或医学奖；2014年，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赤崎勇获物理学奖；同年，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获物理学奖；201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村修二获物理学奖；2015年，北里大学特别荣誉教授大村智获生理学或医学奖；2015年，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长梶田隆章获物理学奖；2016年，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隅良典获生理学或医学奖；2018年，京都大学特别教授本庶佑获生理学或医学奖；2019年，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名誉教授吉野彰获化学奖。 在这18位得主中，包括两位美籍日本人：南部阳一郎与中村修二。尽管他们现为美国籍，但出生于日本，并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因此日本仍将他们计入自己的获奖统计。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作家石黑一雄虽然出生于长崎，但5岁随父母移居英国，受英国教育并以英文创作，几乎忘却母语，因此并不被计入日本获奖名单。

20世纪，日本人的诺奖成就主要集中在物理学领域，尤其是理论物理学；而21世纪以来，日本科学家在物理学、化学及生理学或医学领域全面开花，其中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更是实现大幅增长。这一变化，部分原因是诺贝尔奖评选方向的调整：21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评选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并重，而日本科学家在应用开发研究上优势明显。 基础研究能够拓展人类认知，而应用开发研究则直接改善人类生活。2012年，山中伸弥及其团队发现将普通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的技术，使这些干细胞具备与胚胎干细胞类似的多能性，能够分化为心脏和神经细胞，为多种绝症提供治疗新途径。2014年，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发明高效蓝光LED，使节能白光普及，提升照明效率，被誉为爱迪生之后的第二次照明革命。2015年，大村智开发阿维菌素，成为防治热带病的关键药物，使数千万人免于失明。2019年，吉野彰发明的锂离子电池，以高能量密度和轻便特性，推动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小型化，并有望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大放异彩。

毫无疑问，日本人的井喷式获奖极大提升了其在全球科研领域的影响力。20世纪，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远不及美国，也少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先后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稳居亚洲第一。 人才的培养与传承至关重要。二战后，日本首批诺奖得主中，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四人毕业于京都大学，江崎玲于奈虽毕业于东京大学，但从小迁居京都，在当地完成学前和中学教育。京都古都的深厚文化底蕴、安静的学术环境，以及二战中免于轰炸的幸运，使教育与科研保持了连续性。 绝大多数诺奖得主出生于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他们完成学业、投入科研的关键时期。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十年动乱，大学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受迫害，教育体系遭严重破坏。《新中国五十年》指出，1966至1976年间，高校招生中断4年，106所普通高校停办；教师队伍受摧残，教学设施、图书资料遭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在此期间，中国高等教育严重受损，而日本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但同期在校大学生超过600万，单1977年就有210万在校生，加上研究生数量，中日差距显著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