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大型科举考试,多半选在春秋两季而非炎热的夏季,这不仅与古代的学制安排息息相关,还受到五行理论、农时节律以及气温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古人对于时令与五行的关系格外重视,二十四节气与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便是这一思维的具体体现。四季八节的规律与安排,古人认为不可随意打乱。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有志于经世之才的栋梁之材,因此,考试日期自然要慎重考虑,不容马虎。 所谓“栋梁”,原意是挑大梁的木材,用来比喻有才德、有担当的人。在五行中,“木”正是与栋梁对应的元素,而与木相应的季节则是春天。明代高濂在《养生八笺·四时调摄笺·春卷》中曾指出,正月立春时木的属性初显,到春分时木气渐旺,而立夏时节木气便开始休止,到了夏至则木气完全衰落,这正是所谓:“正月立春,木相;春分,木旺;立夏,木休;夏至,木废。”春天充满生机,《尚书大传》更有记载:“东方为春,春者,出也,万物之所出也。”由此可见,将科举考试安排在春季,即人才初生、万物生发之时,其逻辑与象征意义都是非常贴切的。
而将考试安排在秋季,同样有其合理性。众所周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正如汉代扬雄在《太元经》中所言:“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对于考生而言,秋季正是收获成果、展示才学的时刻。将“重大考试”安排在秋天,不仅顺应了考生心理,也体现了朝廷通过科举收获人才的期望。这便是古人所谓的“春花秋实”之意,既带有一定的象征性思考,同时也符合科学与现实的考量。春秋两季气候宜人,不冷不热,是考生发挥最佳水平的理想时期。而若放在炎热的夏季,长时间的考试无疑会对考生体能造成不小的压力。 不过,实际上将大考安排在春秋两季,有时并非绝对优于夏季。早春与晚秋天气多变,气温偏低,昼夜温差大,考生需要应对更多的气候挑战。或许正是吸取了《涌幢小品》中明朝考生的反馈,清朝对会试日期进行了调整:春试由原来的二月推迟至三月,殿试由四月初改至五月初,时间上接近今天的高考。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略微提前至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殿试,此后便形成固定惯例。 古代是否曾在六七月举行大考?答案是肯定的。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以前,各地解试时间不统一,有的地区离京师较远,为了保证考生能赶上京师会试,解试往往提前进行。徐松在《宋会要辑考·选举十六》中记载:“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甚至有考生利用各地考试时间差,一年内赶赴两地参加解试。直至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解试时间才统一在秋季八月初五至八月十五,才堵住这一漏洞。历史上也出现过“六月七日”开考的情况,不过这里指的是阴历。《宋史·选举志二》记载,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殿试原定五月五日举行,但因成都已被元军占领(宋史记载为“归附我朝”),四川考生寥寥无几,殿试最终延至六月七日。臣僚们认为此时酷暑难耐,建议改至立秋后择日进行,然而因当年七月八日宋度宗驾崩,这次罕见的延期殿试最终未能实行。 遇到恩科时,考试安排也可能跨越夏季甚至冬季。例如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的恩科殿试,便安排在冬十月二十七日。清朝的殿试大多在室外广场举行,清初在天安门外,后来改在故宫太和殿前。冬十月末的北京已寒风刺骨,水池可能结冰,考生书写不便,因此对策考试安排在太和殿内两旁进行,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