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名义下，宣读了那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统帝退位诏书》，正式宣告清朝千余年的统治画上句号。然而，根据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溥仪仍保留皇帝尊号，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分。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朝廷，虽然已无法对外发布任何命令，却在紫禁城内部维持着旧制的仪式与秩序。那些满清遗老们依旧视年幼的溥仪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每日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溥仪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早已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皇帝，习惯了这种特权与臣服的世界。

然而，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决策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冯玉祥解释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甚至在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随时可能被中外野心家利用，埋下祸根。

当天上午九点多，溥仪正与皇后婉容在储秀宫闲坐，轻啖苹果。突然，内务府大臣们匆忙闯入，领头的一人手持公文，不停催促：皇上，皇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签字！ 溥仪吓得从椅子上跳起，苹果滚落一地。短短三小时后，他便被迫踏出紫禁城的大门。当他再次踏入这里时，物是人非，紫禁城早已改名故宫，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人们必须购票入内。

溥仪再次回到这片曾经的家时，命运的另一重转折正在酝酿。1950年8月1日，他被苏联政府押送回国，内心深处却极不情愿。为了改变命运，他甚至试图以珍宝贿赂苏方官员，但最终未能如愿。

8月5日，溥仪被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随行人员包括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三妹夫润祺、医生黄子正及随从李国雄等。初到管理所，溥仪给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风衣，随身携带黑皮箱，身后跟着一群随从，仿佛旧日的皇宫再现。

管教黄国城向溥仪介绍条例，并递给他一套新的囚服。溥仪明显抗拒，拒绝穿上，他认为这衣服像寿衣，是死人的装束，穿上就完了。囚服编号981，在很长时间内，这个编号几乎成了他的新身份。成为战犯后的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每天依赖随从服侍，甚至要求三跪九叩，这并不令人意外——从小他就生活在畸形的皇宫环境中，每个人都对他唯命是从。

溥仪自述童年记忆时说：每当回想起童年，我脑中浮现一片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是黄的，衣帽内衬、腰带、瓷碗碟、稀饭锅的棉套、书包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占的明黄色，把‘唯我独尊’的意识深深埋进我的心底，形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面对溥仪与随从同住导致改造效果不佳的情况，黄国城决定将他与随从分开。溥仪哀求道：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他们不在身边，我就等于死了……然而，他的反对无效，必须与其他战犯同住，从零开始学习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叠被子、洗衣服、系鞋带，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溥仪而言却是巨大挑战。

护士长赵毓英回忆道：溥仪自己也无能为力，家人分开了，同屋的人没有义务帮他，他跟不上大家的节奏。早晨叠被子，他叠不出来；衣服不会穿，衣物不会洗，只能挨苦。对其他战犯而言，溥仪如同一名大孩子，管教们费尽心思教他生活技能，他也慢慢意识到自身问题，努力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改造，溥仪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既不服气又泄气，感到委屈和自卑。架子被打掉了，但标尺还在，我明白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他人。 改造期间，溥仪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主动到医务室当助手，为病人抓药，因早年在宫中曾学过中医。1955年3月，贺龙视察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听取溥仪改造情况汇报后专门会见他说：你好好学习，好好接受改造，将来能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溥仪未曾想到，他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特赦战犯之一。当特赦名单上出现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确定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总方针，同时调整战犯处理政策。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宽大战犯政策，并强调适当时机释放战犯。1959年9月4日，毛主席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特殊战犯特赦建议，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对罪犯实行惩办与宽大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结合，已经取得巨大成绩。对已经改恶从善者实行特赦，有助于化消极为积极，并教育其他罪犯，让他们看到前途。 毛主席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特赦建议及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全国战犯管理所为之轰动。溥仪的名字引发争议，毛主席坚定表示：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寒风凛冽，却热闹非凡。300多名战犯在大礼堂集合，溥仪坐在前排。随着代所长金源开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读特赦名单。溥仪几日前已获通知，却不抱希望。当听到第一个名字——爱新觉罗·溥仪——时，他愣住，随即在溥杰提示下站起，走向主席台，弯腰接过特赦书，泪流满面，喃喃自语：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改造成了人！ 1959年12月9日，溥仪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故宫早已不可再回，他暂住五妹金韫馨家。不久，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植物园担任门票售票员和园丁。一年后，他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文史专员。 196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结为夫妻，这是他的第五任妻子。经历了人生坎坷，他倍加珍惜这份感情。溥仪常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李淑贤亦回忆：溥仪当过皇帝，我只是普通护士，但我们真诚相爱，他对我特别好。 婚后，溥仪决定带李淑贤回故宫看看。那是晴朗的一天，她前晚活动疲惫，却不愿扫溥仪兴致，两人清早便出发。溥仪从北神武门进入，凝视城门片刻，对李淑贤说道：当年啊，我就是在这儿被冯玉祥轰出宫的……语气平静，毫无惋惜。工作人员提醒买票，他坚持以普通游客身份进入。 进入故宫后，溥仪边走边向李淑贤讲述宫中往事。坐在长椅上，看着来往游客，他回忆道：我三岁进宫，十九岁离开……如果不是……，长叹一声，言下之意是若非生在皇室，他或许会少受许多苦难。李淑贤问：当年被赶出来害怕吗？溥仪沉默片刻，缓缓说道：怎么不怕呢？我当时吓得不知所措，父亲也急忙赶来。景山上开炮，其实是假的，是为了吓唬我。说完，他莫名其妙地笑了。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临终之际，他紧握李淑贤的手，低声道：我还不应该死，我还要为国家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