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朝离我们时代并不遥远，且并非被暴力推翻，所以各种档案保存得相对完整，这让我们能看到清朝正面和负面的历史面貌。谈到吏治问题，本质上还是反腐败问题。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讨论腐败没必要。但事实是，怎么可能没必要呢？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运，这是一个国家兴衰的核心因素。 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重要人物，他身后的影响远远超出个人，甚至会牵动整个阶层的风气。如果他腐败，那么整个官僚阶层就可能腐败；如果军队败绩，他就会选择回避责任。洋务运动之所以得以维持，也多依赖清廷的支持；而清军的装备呢，大多也是残次品。他所有的功劳，看似辉煌，其实更多是纸面上的说教，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贪腐就像国运中的邪气，国运本身就是正与邪的较量：正气占上风，国家强盛；邪气盛行，国家衰落。比如1881年之后，左宗棠的正确建议屡屡被否决，而李鸿章的错误理念却成为清廷执政的主体思想，这对国家前途的影响，可想而知。

说到国运，大家先停一下思考两分钟——你脑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我与人讨论历史兴衰时，这个词常常蹦出来。每当有人说国运已定，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智者形象，他总是自以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指点江山，言辞让人无可反驳，仿佛压得你透不过气。类似的词还有环境、制度，提到它们来解释历史问题，似乎就没人需要对结果负责了。 我最讨厌在历史讨论中听到国运环境制度这类词。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有人犯罪，总会找环境、家庭贫困、教育不足来开脱。但现实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国运，为何有人犯罪，有人不犯罪？因此，把国运、环境、制度作为借口，往往只是托词罢了。

从学术角度看，国运有三层意思：一是国家未来发展趋势；二是国家发展中的定数；三是国家发展某种规律性描述，比如上升、平稳、下降。第一种最客观，是基于现阶段情况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第二种偏主观，比如罗贯中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历史实践来看正确，但对现实操作几乎无用。类似的还有宿命论式的烧饼歌推背图，我不去讨论，过于宏观而且无实操价值。第三种，则主客观兼顾，现在常用产品生命周期类比国家生命周期，比较有参考意义。 历史学界，真正称得上国运定律的其实不多。比如黄宗羲提出的，每次税负改革，农民负担加重，直至民不堪重；这种规律只是赋税层面，并不能涵盖整个国运。兔死狗烹、包围、朋党等定律，更是权力运作规律，并非国运定律。真正的国运定律有两个：一是杜牧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意思是中国人喜欢读历史，却往往不吸取教训。二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点就是富不过三代，柏杨称之为瓶颈定律。

至于国运规律，我自己琢磨出一个理论，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我的理解是，国运是由无数小生命周期推动形成的宏观生命周期。我把历史看作一条连续的曲线：幼稚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成长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平稳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衰退期。 这里的邪，主要指歪风邪气，从吏治角度看，就是主政者只关心权力斗争、个人享受，包括物质和精神享受。正则代表浩然正气，主政者关注民生、维护政权、追求长治久安。稳则分两种：若邪气占主导，国家难以长久；若正气占主导，国家可绵延不绝。邪正稳的循环必须连贯，否则国家就会覆灭。而这个循环持续越久，立国时间越长。

晚明时期是邪的典型，尽管经济文化指标进入第二次成长期，但邪正稳关系处理不当，国家实际上进入衰退。民生方面，洪武荒政体系破坏殆尽，经济贫富差距扩大，土地兼并严重，流民问题突出，沿海百姓生存困难。政权保卫方面，官员与商贸纠缠，权力斗争仅追求利益最大化，财政流入官僚商人和走私势力口袋，国家陷入财政困境。突如其来的瘟疫、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打破稳定，邪正循环被打断。 张居正在六岁时便提出一条鞭法，五十年后推广至全国。明朝官员的休假幸福指数在太祖时期最低，而嘉靖时期则相对幸福。洪武荒政体系让明朝延续三百年，其影响波及后世六百年，这充分体现了邪正稳循环对国运的深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