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讲座“和刻本的变种：清末输入中国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6156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陈捷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岚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漆永祥、顾歆艺、陈晓兰与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住吉朋彦、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张丽娟、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李成晴、李林芳、张学谦、高树伟、国家图书馆樊长远、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等学者以及校内外不同院系学生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主持人王岚教授对主讲人陈捷教授作了简单介绍。陈捷教授本科、硕士皆就读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准教授、教授，现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目前研究方向为东亚书籍交流史；在目录学、版本学以及日本书志学等方面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著有《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驻日公使馆の文化活动》（汲古书院，2002年3月）、《医学・科学・博物――東アジア古典籍の世界》（勉诚出版，2020年2月）等。

为便于理解“版片”这一概念，陈捷教授结合雕版印刷的实物，讲解了古代书籍的刻印流程。雕版印刷中，首先用纸抄写所要印刷的内容，将写好的纸稿反贴于木板上，使文字呈反向转移到木板上，刻工按照墨迹轮廓雕成反向凸起的文字，其后用刷子在板上刷墨，最后将纸张覆盖到刷过墨的版面，用干净的刷子轻拍纸面，揭下纸张，即完成一次印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一部分在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之后逐渐失去使用价值的和刻本汉籍及日人汉文著作的版片流入中国，在广东、上海、苏州等地刷印出售。利用日本版片在中国印刷的书籍是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但是在以往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论著中却几乎被忽视。利用这种版片刻印的书籍，书的表面（如封皮和纸张）与中国本土刻印的书籍差别不大，因此大部分图书馆可能会著录为清刻本或者某书店刻本。但仔细查验比对，便可发现这类书籍并非在中国刊刻的蛛丝马迹。本次讲座以清末流入中国的日本版片及其印本为中心，讨论书籍的传播与版片的移动、日本版片流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与输入途径、流入中国的日本版片等内容。

首先，陈捷教授介绍了书籍的传播与版片的移动。版片的移动是雕版印刷时代书籍传播的一种方式。雕版印刷时代，书籍不仅在版片的刊刻地印刷，也可能因版片移动而在其他地区印刷。这种现象中日两国普遍存在。北宋初期在四川雕刻开宝藏之后，版片运到汴京，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版片移动。藏版者或借版片给他人印刷，或售卖版片，也会造成版片的挪用。日本江户时期中叶以后，雕版印刷的商业出版发达地主要在大阪、京都和东京。除了一家书肆单独出版之外，还有一种出版方式是由两三家或更多书肆共同出资出版一部或一套书籍，此之谓“相合版”。也有书肆向原刊者或版片所有者购求版片印刷出版，谓之“求版”。在研究、分析书籍传播的历史时，版片移动对书籍传播的作用不容忽视。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版片移动现象不仅发生在某个国家内部，也有跨越国境的情况。陈捷教授介绍了版片跨国境移动的两种情况。一是版片从福建和萨摩移入琉球。琉球读书人口总量较少，没有形成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因此本土刻印的书籍不多。从明代开始，琉球接受中国的册封。琉球当地人需要阅读书籍时，或直接从中国进口书籍，或在福建刻印之后将书籍带回，或将版片带回琉球刷印。日本萨摩藩攻占琉球之后，琉球继续向中国称臣，也接受萨摩藩的统治。因此，琉球有些书籍在萨摩即鹿儿岛刊刻。第二是中国人在日本刻书。例如《古逸丛书》，由黎庶昌出资、杨守敬主持，在日本东京搜集底本加以校勘，日本刻工刊刻，在日本刷印之后，版片被带回中国继续印刷。

今天讲座聚焦的是版片跨国境移动的另一种情况，即清末流入中国的日本江户时期的版片。关于这类版片的跨国移动，有两个问题需要考察。一是版片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和途径问题。在中日两国往来并不十分频繁的当时，如此大量日本版片传入中国，这绝不应该被看作是单纯的、偶然发生的事件，而应当看作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状况的现象。二是版片使用方法问题。日本和刻本为便于日本读者理解汉文，会附加训点、返点等。日本雕版、印刷的工具和技术与中国有所不同。读书需求和印刷材料、技艺的差异导致日本版片运输到中国之后会遇到一些技术问题。

随后，陈捷教授讲解了日本版片流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与输入途径。首先是历史背景。明治维新造成社会动荡与变革，这对日本上流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江户以来的大名藩主、武士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许多世代相传的文物和藏书流散。新制度、新政策造成机构调整变化，也导致了藏书的流散。例如，江户时期所刻书籍中，佛教和医书数量非常大。明治时期改变了医生的开业规则，规定医生开业需通过西医考试获取执照，汉方医无法获得营业执照，面临生存绝境，因而出售藏书。价值观的变化也导致了古籍文物的流失。明治政府实行全面西化政策，文明开化的风潮使得社会人士将古代文物、古籍视为无用长物。此外，政府为确立国家神道实行废佛毁释政策，对古寺院造成了很大打击，导致大量古籍和文物等寺宝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古代典籍大量外流。当时在日的西方外交官、外国人教师、旅行者都积极收藏日本典籍，这形成了欧洲重要日本古典籍的收藏。例如英国外交官萨道（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年轻时到日本帮朋友收集书籍，由此也开启了个人收藏活动，其藏书主要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

日本古代典籍也流入中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海、杭州的文人购买日本古籍的记录，反映了他们可以看到和刻本，例如俞樾《春在堂随笔》提到其弟子戴子高在杭州书肆获得物茂卿的《论语征》。长崎汉方医生冈田穆1872年访华旅行日记《沪吴日记》记载了苏州文人向其询问和刻本中训读符号的意思，也说明苏州文人能看到和刻本。

解释日本版片的流传离不开对汉籍流传的考察。日藏汉籍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流入中国。其一是由以外交或游历等为目的的旅行者带入中国。这一类数量较少，既包括汉籍，也包括日本近代汉文著作。例如，1863年日本幕府为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所派之人带来了《日本外史》。1866年，日本近代重要思想家中村敬宇带领日本留英学生途径上海和香港，受安井息轩之托，将其著作《管子纂诂》带到上海转交给中国学者。又如冈田来中国时带来了日本著名医者多纪元坚的《扁仓传汇讲》，以及江户时期著名汉学家赖山阳的《山阳诗钞》。其二是藏书家个人的搜求。通过这类途径进入中国的汉籍价值较高。例如方功惠搜求的书籍。方功惠于光绪初年在广州见到从日本流入的古籍,曾特意派人前往搜访购求，他的碧琳琅馆中藏书许多钤有“曼殊院”“尾府内库”“尾张菊池氏”“知止堂”“佐伯文库”等印文，李希圣《雁影斋题跋》《雁影斋读书记》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曾提到他的藏书。其三是通过商业渠道输入的汉籍。这一类汉籍数量较大，参与者主要有日本外贸港口神户、横浜和东京筑地等居留地的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也有学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所言“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提到“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这些记录所提及的书籍显然都是通过商业渠道流入中国的。

在这些书籍被运往中国的同时，也有一些日本版片传入中国。陈捷教授例举了两个向中国输入日本版片的事例。其一是日本书商与中国书商配合，将日本书籍和版片卖到中国。例如大阪商人三木佐助和广东中国商人麦梅生的交易。明治4-12年（1871-1879），三木佐助从大阪、东京收集古籍，通过广东商人麦梅生卖入中国。古籍内容主要为中国版书籍（唐本）及和刻本汉籍，包括中国已经绝版或无新刊本的书籍、经书注释书、丛书等册数较多的书籍、《唐土名胜图绘》等日人著作、江户时代刊刻的汉籍版片（包括《群书治要》等）。第二是经由岸田吟香在上海开设的乐善堂流入中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岸田吟香（1833-1905）因协助美国眼科医生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编纂日英辞典，获得眼药水“精锜水”配方，于明治八年（1875）在东京银座二町开设精锜水乐善堂药铺，明治十三年（1880）在上海英租界河南路设乐善堂分店，兼营药品贩卖和书籍出版业务。岸田吟香贩卖售书目录，积极扩大印刷和书籍贩卖的业务，贩卖大量中国古籍、和刻本汉籍和日本用汉文编撰的书籍。当时住在上海、曾与岸田吟香有过一面之交的文人黄式权，曾在《淞南梦影录》中对乐善堂的铜板书和岸田吟香给予很高的评价。

以上两例，版片或运到广东售卖，或运到上海售卖。其中，运到广东的日本版片有继续转移之例。例如朝鲜人所编医书《东医宝鉴》，江户时代传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翻刻，其中享保9年（1724）官版的版片由麦梅生卖到广州。此书有光绪3年（1877）版、朱曜之江左书林藏版（1889）、光绪16年（1890）版，由此可见该版片后来转移到江南地区。该书后来还有光绪34年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清末民国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等多种印本，很多印本又回流到日本以及韩国。

通过三木佐助传入中国的日本版片有《群书治要》天明年间尾张藩刊本宽政3年修版、《钦定四经》嘉永4年（1851）加贺藩刊本、《外台秘要方》延享3年（1746）山脇东洋据程衍道本刊本等。岸田吟香刷印的书籍有江户时代据宋刻本翻刻《重刻仪礼经传通解》、江户时代据明版翻刻《老子通考》等。许多图书馆著录往往不察此类书籍本为日本刻本，直接著录为中国刻本。

最后，陈捷教授讲解了流入中国的日本版片的使用问题。由于读者的要求不同、刷印工具和技术不同，日本版片在中国被使用时会有一些调整。首先是内容方面的调整。为便于日本读者理解汉文，日本刻印书籍会附加训点、返点等内容，这些具有附加价值的部分在中国印刷时会被刮掉。刮掉的过程中会遗漏某些训点勾画，残留之处就成为鉴别其为日本刻本的版片的重要证据。著录为岭南述古堂藏的《诗缉》上就残留了这样的勾画。

《诗缉》，光绪3年（1877），岭南述古堂

此外，日本版片的日本刊记在印刷时可能被保留，可作为日本版片使用的证据。北大图书馆著录为“上海乐善堂”《仪礼经传通解》，书后有宽文九年修版的刊记，说明该本并非刻于乐善堂而是利用日本版片刷印。

其次，由于刷印工具、技术不同，中国利用日本版片印刷时会产生问题。日本江户中期以后商业发达，印刷技术得到了改良，刊刻时雕刻深度比较浅，刷印工具也与中国有别。利用中国的刷印工具最初有不适应的情况，往往在无字之处出现墨迹的现象。

报告结尾，陈捷教授提到：对于书籍的流传过程，以往研究更重视版本鉴定和版本系统，以及书籍本身的流传和阅读者等相关问题。从书籍产生和流传方式来讲，若对书籍的生产和流传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则可发现出版文化史上更多重要问题。本次报告对日本的版片在清末传入中国的渠道、印书内容的调整和技术差异的考察就提供了许多细节问题。

与谈环节中，诸位学者就利用传入中国的日本版片刷印时涉及的技术原因、日本版片的特点以及版片跨国移动对研究的启示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玉才认为日本版片回流的原因或与技术进步有关。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新的技术例如金属雕版等取代了雕版印刷，中国仍是传统的雕版印刷，被淘汰后的日本版片就回流到中国。日本印刷技术的精细，与日本图书需求量不如中国高、日本纸张与中国不同有关。漆永祥也提到中、日韩三国的纸张差异很大，以至三国对刻本的保存、修护方式的不同。顾歆艺认为讲座内容启发我们做研究时应当考虑更广大的背景，例如从书本的研究延伸到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两国的文化差异；此外，日本和中国的印刷技术的差异可谓各有节省，日本固然由于刻本需求量不如中国高、不具备制造更厚纸张的工艺而使用较薄的版片，达到了节约木材、纸张成本的目的；对于中国而言，厚的木板和纸张能够满足大量印刷的需求，在书籍需求高的情况下也节约了成本。陈晓兰认为版片移动的研究思路对东亚书籍的交流史、和刻本研究、书籍的刻本印本研究有较大启发意义，版片的移动和研究也能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例如可以通过研究明末杭州等地书坊的版片移动来理清当时的图书关系。张丽娟认为文献记载与版本实物的结合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日本版片刷印的古籍的著录方面，并发现讲座所展示的利用日本版片刷印的汉籍的字体与中国刻本字体非常相似，由此推测日本商人选择版片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吴国武、樊长远认为日本版片回流的研究对版本鉴定和古籍编目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住吉朋彦提供了两个实例，一是国图的一部日本著作，著录为宋刻本，但可能是日本人向中国委托定制；北大图书馆所藏《古今韵会举要》中有一部著录为元刻本但实际是五山本翻刻元刻本。李成晴认为版片流传的研究也启示研究者在引用文献时除了使用精善的整理本，也要关注底本和衍生本。董岑仕就《东医宝鉴》的“官版”是否为昌平坂学问所的官版书提问。张学谦就讲座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制为铜版袖珍书”之铜版提问，陈捷教授详细讲解了此铜版技术的内容。李林芳提问中国利用日本版片时是否有保留训点等内容的情况，以及流入中国的日本版片是否是仅从日本到中国单向流动。陈捷教授提到，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和需求，出版商基本倾向于去除训点等内容；利用日本版片刻印的书籍也会被卖到日本。讲座在热烈的互动和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黄冬萍

图片：黄汉、陈捷

编辑：隋雪纯

审核：李成晴、杜以恒

来源：中国古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