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自古以来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军事研究领域都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它的智慧在今天依然能够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从秦汉开始，统领大军的将领们几乎无一不精研此书。然而，这部兵书历来都未曾广泛流传。唯一在《孙子兵法》上进行编定和注释的人，便是三国时期的军事名将——曹操。令人感兴趣的是，曹操在注解《孙子兵法》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他却刻意避而不谈。 曹操的一生，虽常身处政务繁忙之中，但他始终不忘博览群书，尤其对兵法的钻研情有独钟。曹操不仅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释，还尽力删繁就简，使其更加明了易懂。更重要的是，他的注解结合了他亲自指挥战争的经验，能够从实际作战的角度出发，给予《孙子兵法》新的诠释与深刻理解。与后来的九家注释相比，曹操的注释语言简洁明了，条理清晰，深刻揭示了《孙子兵法》中的精髓。 尽管曹操亲自为《孙子兵法》作注并将其公开传世，但他并未因其成就而自鸣得意。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撰为略解，意思是只能对兵法做粗略的解释，并未深入探讨其中的奥妙。正因如此，曹操的注解成为了后世的宝贵遗产，逐渐催生了众多注家。最著名的包括梁代的孟氏、唐代的李鉴、杜牧、陈嵘、贾林，宋代的梅圣俞、王哲、何廷锡、张预等。宋代的吉天保将曹操和这些著名注家的解释集结，编辑成《孙子十家注》，使《孙子兵法》真正成为了通俗易懂的兵书。可以说，曹操的注解为后来的兵法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天地，提供了极大的启发与帮助。

然而，若是曹操像某些学者一样将学问视为私人财富，不肯将《孙子兵法》的注释公之于众，像蔡爵不愿传播《论衡》，或者像嵇康将《广陵散》秘而不宣，那么这部兵书或许早已失传，亦或至今仍难以为人所理解。 尽管曹操对《孙子兵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遗憾的是，曹操在实践中无法完全遵循孙子的战略理念。孙子一贯强调用兵须知敌情，慎重观察敌人意图，审时度势，而后行事，强调不可冒险、不可轻敌。然而，曹操往往违背了这些原则。尽管他熟知兵法，但他并没有在实践中完全遵守其中的智慧，导致他屡屡面临危机，无法做到百战百胜。 孙子兵法的根本理念是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即以仁爱为本，诡诈为末，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杀戮。孙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提倡温和而有节制，认为应当通过智谋和战术来制敌，而非滥杀无辜。孙子所提倡的仁爱之心，虽然在军阀社会中可能带有欺骗性，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然而，曹操嗜杀成性，在这一点上却有所回避。他在注解《孙子兵法》时，刻意忽略了书中的这一精髓。他不仅没有强调爱民的部分，甚至在《地形篇》中提到的唯人是保之句，也未曾加以深入解读。这表明，曹操在研究《孙子兵法》时，选择性地避开了那些与自己作战风格不符的部分。

曹操认为，战争中滥杀敌人是理所应当的。他在指挥战役时，经常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孙权曾评价曹操所行，其唯杀伐，这并非空穴来风。曹操在围城时，曾下令城拨，皆坑之，这意味着无论敌人是否投降，都要进行屠杀；无论是敌军还是民众，都不容分辨。曹操为了给父亲复仇，曾屠戮了泗水地区的数万男女，尸体甚至将河道堵塞；在官渡之战中，他斩杀了袁绍的八员大将，屠杀了数万投降的士兵，并为自己的这些残暴行为感到骄傲。215年，曹操已年逾六十，他率军攻打汉中，因敌军氐人坚守不降，他依然选择了暴力手段进行屠杀。 然而，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为曹操的残暴行为辩解呢？曹操无疑是一个极为奸诈的人，他一方面并不以自己的残暴为耻，另一方面却又假作慈悲。曹操在《蒿里行》中吟咏白骨蔽野、鸡犬无遗的惨象，称这是群凶所为，与他无关。他极力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找借口，甚至自称为义士，为了给自己涂抹一层道德光环。 虽然当时的战乱并非完全由曹操个人的恶念所引起，更多的是东汉末期军阀混战的产物，但曹操终究是个黩武主义者，他的行为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每当有机会，人民便会起来反抗，试图推翻曹操的政权。

与曹操相比，孙权和刘备在战时对待人民的方式则显得有所不同。孙策的军令严格，孙权即使在用兵时也始终保持士民勤苦的意识，除非事不得已，他绝不会贸然出征，更不会让百姓为战争所累。东吴的高级将领，如吕蒙、蒋钦等，都能严明军纪，确保百姓的安宁。而刘备，则更加注重民心。在曹操南下时，刘琼率众投降，曹操对他们进行了残酷屠戮，导致数十万人背井离乡，随刘备投奔。然而，刘备宁愿与这些逃亡的百姓一同同败，也不愿抛弃他们。在进入益州后，刘备通过树恩德，以收众心，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与曹操对抗的强大力量。 曹操、孙权、刘备，三者虽然都是封建军阀，但在面对人民时，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曹操用残暴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而孙权和刘备则更多依靠民心和仁政，最终取得了不同的历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