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渊源来看，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是唐末方镇争权夺势、彼此交往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力量融合的余势。

就现象来看，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以后梁的遣使大封四方为开始，以南唐国主以身为使而结束，期间虽不敢说波澜壮阔，但也确有甚多可表之处。

“春秋战国，虽或兵交，而使在其间矣。”

五代虽然“战乱频仍”，可以说主旋律是战争，但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笼罩在战争的迷雾下。比如后唐明宗时期、吴越钱镠父子时期、南唐中主时期等，都有比较安稳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交际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交际与战争还有互动，即一方面交际可能会引发和推动战争，如李严使前蜀；另一方面因战争产生的裂痕也需要交际来弥补，如唐明宗对孟知祥的安抚，以及南唐对闽的战与和。或者可以说，五代时期的交际，既有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性质，也有超脱于前者的内容和形式，更有当权者在面对复杂形势时向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的“前辈”汲取经验的例子，如钱镠和马殷等。但从根本上来说，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是一个“新事物”，有着独特的面貌。

因此，如果把这一时期放在“唐宋变革”与“宋初”的历史和学术语境中观察，很容易就会发现“表面上乱，实质是变”。虽然五代十国政权上启于唐末藩镇，身上总带有一点先天性不足，“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但他们也有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面：“法度损益，历代相承，五代虽干戈相继，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开宋者，要不可没。”

也就是说，五代十国不徒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时期。陈寅恪先生《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的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世人所认可。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和突然的，五代数十年“剧烈而又深刻”的积淀或曰蜕变，就是重要一环。其“剧烈”在于频仍的战事，其“深刻”则须剥开战争的迷雾进行更加细致考察，而“交际”便是这种“深刻”之重要一端。

纵观五代十国15个主体政权间的交往，其交际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盟友型、敌我型、亦敌亦友型等。这种类型的多样化，决定了交际所发挥的作用，与一个政权的三个因素息息相关：一是实力，二是形势，三是当权者。当政治军事实力足够时，如果能够很好地交通诸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王建据蜀过程、吴越钱镠时期）；如果形势不如意，通过交际往来，也能为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赢得重要机会（如南唐前中期和南汉前期）；但是，如果当权者自身不修，暴戾残酷或者软弱无能，则再怎么遣使贡献、通婚媾和用间谍也是回天乏术（如幽州刘守光、南唐后主）。观乎五代十国的几个比较成功的“明主”，无一不是对交际与这三方面关系处理得当者，如后周世宗、吴越钱镠。所以，到五代后期，已经有人看到这其中的机窍。显德二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朴所献之平边之策，上来也是先说如何利用当时的局势：

“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

其中的“收其才”、“结其心”、“尽其力”、“丰其财”、“阜其民”，显然不能仅仅理解为针对后周治下的区域，而是同样适合于指导如何对待友邦邻国，特别是倾心顺附于后周者。周世宗一直强调与南唐等地的边境“不禁商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失吴、蜀、幽、并”，导致天下分裂，已经造成了“失道”的既成事实。但五代十国诸国的“分权鼎立”形势，也推动各政权不得不拿出一些维系人心的政策——既需要维系内部人心、亦需要维系外部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五代十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主义”政治。现实是无政府的，没有可以俯视一切的权威来提供安全和秩序。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它们之间争端的权威而又公正的方法，各国就自己既充当法官、又充当陪审员、却也是刽子手。所以，任何政权都不得不依赖于它们自己的武力以求生存和繁荣。虽然有个别首领或其臣僚有建立权威政府、一统天下的想法，如周太祖郭威；或者在礼法观念上向该方面靠拢，如李克用，但那不过被称为“野心”罢了。决策者制定和施行政策的出发点，依然是“国家利益”。

如果单纯是这样的话，乍一看五代十国实在无可调和的余地，活该呈四分五裂之势。然而这仅仅是就历史的个体而言。从时代大势、以及这些政权个体行为交织的过程来看，却透露出整合的趋势。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的话就会灭亡”，同样的，历史如果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亦难免流于消亡。

消亡，是无论上至皇帝、中至国王（藩镇）、下至士民，都不愿看到并极力避免的。因此，在似乎无休止的战争之外，他们又或自发、或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了倾向于“和平”与“统一”目的的行为，这就集中体现于政权交际。这一点颇为符合“超稳定结构”理论所说的“某种稳定的分裂割据局面”，即“社会上存在着几个相对稳定的相互交战的小国，已不像大动乱时出于完全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小国割据和战争，会产生调节力量，从而“在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很明显，交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力量。

无可否认，五代十国政权中的大多数人仍然秉承“实力造就权力”（达尔文定理的社会延伸）的理念，争斗不已。这样一来，交际或许只能是五代十国的一个“非主流”行为了。但如果从实际情况考虑，争斗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力回天之后的选择。现实是分裂的、无政府的，但却存在统一的、有序的理想或曰潜意识（又可称之为“历史因子”），这就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发生的背景和状态。

国家和政权，似乎不应该从道德立场上考虑问题，从而禁止或阻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政治行为（甚至包括战争），因为它在道义上的第一原则便是生存。而大家都要生存，这就势必衍生出“现实主义”政治的另外一端——“均势政治”。均势政治最重要的一点是多级平衡原则，它要求：一，反对绝对的霸权（或强大同盟）；二，增强和维持自身实力；三，不毁灭（保持体系稳定）。从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实践来看，很好地体现了该原则。整个体系（政权并立）——体系维护者（每个政权）——个人（使节等），构成了一个动态稳定系统。

“真正的乱世”之含义在于，谁都不知道天下要走向何方。但五代十国最终由郭威、柴荣包括宋太祖这样一群人，代表所有的当权者（当然包括臣民的意愿）选择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走向）统一。这种选择就反映在以他们为代表的历史人物所主导的交际活动中。

当然，一个个体影响时局和历史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五代十国所谓乱世，“民心所向”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托辞罢了。当时的人物发挥影响力，主要有三种方式：拥兵自立；拥立新主或依附权贵；下诏、上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兵权至上。但若为稳定和长远计，执政者就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均衡——外事与内政关系、经济与军事策略等等，这就构成了“交际”的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政权之间的互动，等于展开了一幅个性鲜明、“走向再造”的历史图画。关于五代十国交际的历史作用，和其中蕴含的统一因子（或力量），邓小南先生的观点可以提供很好的启发：“五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时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参照，如果说唐末藩镇割据最为鼎盛时期，各地方的哗变、叛乱、拥兵自立、相互攻伐者，“他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的话，那么经过一两百年社会形势的变化，很明显到五代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已经不再如此了，甚至这句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说。

如果再回归到问题本身，五代十国各家从“唐王朝控制下的政权”到“各自为政的政权”，自主性无疑是增强了，但与之伴随的是新的制约关系也就此形成。无论政权大小、势力强弱、“正统”还是“僭伪”，交际行为都存在着利用（或钳制）对方、乃至由此牵扯出的第三方第四方乃至第N方的意图。所以，从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事实来看，到底有无真正的“友好睦邻关系”或许应该是一大疑问。

五代十国整个的交际行为，可以说时刻笼罩在一个前提之下：契丹势力的影响。五代虽无明显的“华夷大防”之说，然而自契丹灭后晋，中原人心还是为之一震。可以说，中原对于契丹的交际期许，走过一个借助（后梁、后晋）——摆脱（后唐、后汉）——抗争（后周）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而成为了五代交际恩怨的一个大环境。而契丹政权本身也并未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大大小小的事件多少都与契丹发生联系（如南唐、吴越远交契丹）。当然契丹政权对于五代十国政权交际下涌动的统一力量，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破坏还是推进，是值得设立专门话题进行评估的，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至于南方诸国，在与中原政权的周旋之余，也从未断绝与外邦的交往，如楚对南方诸蛮的收服，南唐与高丽、交趾，南汉与占城，尤其是吴越国，借助其航路之便，大兴海外交际，其与日本的往来还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又自当别论了。

毋庸讳言，这些行为在绥远番外、文化传播、海外交流与贸易等方面是很有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代替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某些部门）行使了相关职能，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协奏。

五代十国各个政权的这段历史，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紧密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整体。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历史的动因如一座炉火，五代时期的54年犹如火上的一口大锅，锅中的五代十国政权如一粒粒米，而交际则如无处不在的锅中水，在炉火的加温下，催动米粒上下翻腾、相互碰撞、彼此黏合，最终每个米粒都不再完整，但却成为一锅熟粥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五代十国时期全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下列出南方政权中吴/南唐、吴越的交际概况。

吴和南唐

吴和南唐前后相递，虽历二姓，但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十国政权中极为罕见，也决定了二者不能分开而论。

杨吴的交际地位

吴的建立者杨行密（852–905年），可以说是南方诸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当时的北方有朱温、李克用、李茂贞、魏博罗氏、幽州刘氏等人争夺正酣，南方无暇顾及。杨行密利用这一空隙，打败孙儒的乱军，在与两浙节度使钱镠、江西节度使钟传、武昌节度使杜洪、荆南节度使成汭、武安节度使马殷等人的争夺战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到了天复三年（903年），杨行密就开始转变策略，谋求与周围势力建立良好关系，以求长期稳定发展。如当年四月，杨行密遣使见马殷，请为兄弟之约，并让马殷与朱全忠绝交。虽然被拒绝，但杨行密仍然坚持示好，将一直留在麾下的马殷之弟马赍厚礼遣归湖南，再次表达双方建立通商关系的想法。此举令马殷大喜。当年十一月，杨行密部将田頵叛乱，杨还求救于钱镠。

对于五代时期出现中原王朝与南方多个政权并存的形势，杨行密起到了重要作用。淮南的稳定，足以抵抗中原势力的南下，而将身后更宽阔的纵深留给了其他政权，使之赢得发展机会。正如前辈史家所言：“这个镇（淮南）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作用和形象，其后一直伴随着杨吴和南唐（前中期）的交际。

907年，朱温酝酿着做皇帝的同时，杨吴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当年正月，徐温联合张颢翦除了袭吴王位的杨渥势力，开始掌握军政大权。虽然经历了一番内部动荡，但很快稳定下来，并扶植了新的吴王杨隆演。之后，朱梁在天祐五年（908年）、天祐十年两次对吴战争中均获失利，还损失了徐州王殷、延州朱瑾等将领和地盘。这样的结果，与杨吴为了获得支持，转而交好于晋王与岐王是分不开的：908年，弘农王杨隆演遣军将万全感赍书间道诣晋及岐，告以嗣位。直到两年以后的二月，“万全感自岐归广陵，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杨隆演才正式行用吴王封号。顺义元年（921年），吴还和前蜀一起“屡以书劝晋王称帝”。

顺义三年（923年），李存勖灭梁时，曾邀吴出兵北渡淮河夹击后梁，但徐温采取了观望态度。等到后唐建立，徐温恐怕后唐征讨，但其臣属严可求却说：“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但当卑辞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徐温这才放心，而且采用严可求的谋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十月，后唐遣使称诏至，吴主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

单纯从这一条交际材料，看不出吴当时的策略具体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如果与出兵全力助唐的李茂贞对比来看，显然未发一兵一卒的吴所获得的地位更高一些。吴与后唐的第一次接触，显得有些虚张声势，需要继续稳固交际成果。所以紧接着派出使者入后唐进贡，并查探其朝中情况。十二月，司农卿卢蘋带着礼物来到洛阳，“严可求豫料帝所问，教蘋应对，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还，言唐主荒于游畋，啬财拒谏，内外皆怨”。这一下徐温放心了，随即大胆地又遣张景报聘（贺登极），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此后，吴对后唐频频贡献，计有：顺义四年三月，遣许确进郊天银等；八月，遣雷岘贡新茶；十二月，遣使贡献；顺义五年闰十二月，遣雷岘贺正礼币；顺义六年二月，遣使贺平蜀等等。以安抚对手，并终于“待”来了后唐的内变。而借助这样的方式，吴在几年之内很好地实现了“保境安民”的目标。

正因如此，李嗣源上台后，仍然保持了对吴的友好。但这一切在乾贞二年（928年）被后唐权臣安重诲给破坏了。史载：二月庚辰，吴使者至，安重诲以为杨敢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觇，拒而不受，自是遂与吴绝。实际上这件事并非后唐单方面撕破脸皮那么简单，背后还牵扯了荆南。顺义六年（926年）五月，高季兴上表求夔、忠、万三州为蜀郡，后唐诏许之；八月，高季兴即上言三州不除刺史，以子弟为之，朝廷不许；次年（即乾贞元年）二月，高季兴于半路劫杀魏王继岌派遣送蜀中珍货入京的押牙韩珙等人，掠取金帛四十万。朝廷诘问，高季兴说：“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唐明宗怒削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伐。刘训等人大军至，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以水军救援。就这样双方结下梁子。随后吴照常例遣使供奉新茶等，后唐不再接受，还遣还其使者。自此以后，吴与中朝的来往告一段落，一直到937年徐知诰代吴建南唐，不再通问；而吴的交际重心也转而面向南方其他政权。

对于同时存在的吴越、闽、南汉、荆南、前后蜀和楚，吴政权基本上都有往来。其交际形态分为三类：一是切近的吴越、楚，既有遣使往来，也有将士互相叛亡；二是比较远些的闽、南汉，则以礼节性交往为主；三是前后蜀与荆南，能够保持友好，遇事不仅能够协商，还有出兵援助的时候。

南唐的交际阶段

南唐建立后，在地域上，南接南汉，西近荆南，东临闽越，除中原政权外，可谓“隐然大邦也”。就对南方诸国来说，其中南汉、闽仍然算是其联盟伙伴；灭楚是为了保障面对中原政权的前沿阵地；后蜀有地理之优势，荆南又能够受中原政权保护，所以也能延续之前关系。但南唐的实力毕竟还是有限的：“像南唐、吴越之节度使，多数唯领一郡兵甲钱粮，与州刺史几无二致。故多能受制于中枢。其间虽亦时有作梗者，而究其起因，或挟契丹之声势，或得两川之救助，或多恃淮南之奥援，皆非由于实力膨胀所致。”

所以，南唐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一条对外政策，那就是“与契丹相结，与之共制中国”。但此举的目的不是像石敬瑭那样引狼入室共分天下，而是为了保持既有的安定局面，或者说是为了“和平”：“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许。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许。显德三年二月淮南之战中，李璟遣使入后周求和时，周世宗曾对使者钟谟、李德明说：“尔主自谓唐室苗裔，宜知礼义，异于他国。与朕止隔一水，未尝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舍华事夷，礼义安在？”说明南唐与后周一直接不通往来。

因此可以看出，南唐建国后的对外策略是既不奉中原正朔，亦不与其交往，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和南方诸国的交际方面。从记载来看，南唐所进行的交际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

参以相关史实，可以将南唐的对外政策及交际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李昪承杨吴。先看李昪以吴越、闽、楚三个政权为例分析当时形势：“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唯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齐人取燕，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孰若悉舆税之入君臣，共为节俭，惟是不腆之圭币，以奉四邻之叹，结之以盟诅，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为守。是我之存三国，乃外以为蔽障者也。”

由此，南唐定下的政策是“不腆之圭币，以奉四邻之叹，结之以盟诅，要之以神明”。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原政权后晋已经与南唐交恶，局势似乎又回到了杨行密、徐温面对后梁的时代，所以李昪不自觉地沿用了前辈的智慧策略（当然也与上述其本人“尚和”的态度有重要关系）。

在李昪在位七年间，南唐与各国关系达到了最好时期。先是李昪遣使至南汉、闽、吴越、荆南告即位，各国均有回使，连后蜀也主动来贺；然后南汉、闽等国每年仁寿节（李昪生辰），都有遣使礼贺的记录。尤其是对吴越，还有两次帮助救灾的行动。一次是昇元五年（941年）七月，吴越国府署大火，损失重大，连吴越王钱元瓘都因惊惧而发疾。当时“唐人争劝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唁之，且周其乏”；一次是同年吴越发大水，很多灾民涌入南唐境内就食，李昪也“遣使赈恤安集之”。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让南唐更加强盛，而且形象也更加趋于正面。

第二阶段，李璟不守。保大元年（943年）李璟即位，是为南唐元宗。李璟在位的18年（943–961年），交际上使南唐全面走向没落。

李璟即位第二年（944年），就因为擅自干涉闽的内部争斗，而与闽绝交：“正月，唐主遣使遗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以兄弟寻戈。曦复书，引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为比。延政复书，斥唐主夺杨氏国。唐主怒，遂与殷绝。”结果还引来了战争，因此但获利最大的却是吴越，还因“连兵福州”，失掉了北上的大好时机。接着，又因为接受马希萼的请求，参与到楚的内乱中，得不偿失；最后，因为楚国得罪后周，节节败退，开始流落到割地纳贡的地步。

南唐一败于闽二败于楚三败于周，而分别使吴越、刘言、柴荣得利。李璟的错误，似乎就是为了证明李昪对外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而李璟抛弃李昪的既定政策，不仅损耗了自身，还打破了南方难得的平衡格局。从保大四年（946年）十一月南唐攻福州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权的走向了：“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时王崇文虽为元帅，而陈觉、冯延鲁、魏岑争用事，留从效、王建封倔强不用命，各争功，进退不相应。由是将士皆解体，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为吏部尚书，判省事。先是昌业自兵部尚书判省事，出江州，及还，阅簿籍，抚案叹曰：‘未数年，而府库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果不其然，十年之后，李璟便对后周称臣，并去国号，重新沦为藩镇。此一阶段的南唐，虽然底蕴深厚，但一则改变了交际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二则统治者自身的缺陷，即便是再怎么纵横捭阖于诸国之间，也是回天乏术了。

应该说，宋代以前，南方相对是比较落后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如北方，因此南方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具备统一的实力。南唐便号称强大，也不具备此等实力。因一个小闽国而导致内库空虚、意图吞并湖南而又不能全有之，就是明证。回头再看，南唐国力强盛，正是开疆拓土的好时机，但它没有北上反而南下，先把矛头对准闽、楚的战略是有问题的。因为从地理上讲，南唐得到了闽地，还需要面对吴越；得到了楚地，则会被后周、吴越、闽、南汉、后蜀四面包围，更加不利。所以这时候再谈对外交往，已是晚了。

第三阶段，李煜以身为使。最后，收拾残局的后主李煜得到国主的位子时，形势早已经是以小事大的“一边倒”了。南唐重新成为中原藩镇而且变成了军事实力上的弱镇，根本不存在平等或对等意义上的交际了。南唐对北宋“自是贡献尤数，岁费以万计”。而据《宋史》所记，南唐所上供奉极为频繁，且数量多、份量重、使者规格高，的确如同书《李煜传》所言：“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直到975年（宋开宝八年，南唐乙亥岁）正月，李煜作为最后一名“使者”入汴京，南唐亡。最后李氏可以说以国主身份亲自作为“使者”入朝，成为南唐交际的谢幕者，令人扼腕。

吴越

吴越钱氏的交际策略，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尊奉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吴越的开创者钱镠本人对于当时形势的认识，和据此进行的选择：

“天佑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皆以龙衣玉册洎书疏等，劝王自大，王尝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畴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皆却之不纳，而诸国之主无不咸以父兄事之。”

这番话基本奠定了吴越政权的交际格局，一方面是因为钱镠此语可谓经验之谈，另一方面是钱氏子孙继承贯彻地比较好。诸国之主虽然因此以钱氏马首是瞻，但这一经验是不是符合别的政权，却是另当别论，况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钱氏“以父兄事之”，比如吴和南唐。

吴越政权延绵较久，以交际方略的稳定性而论，是南方诸国中最高的，所以在对它的认识上可以打破时间顺序，而分成几个剖面加以梳理。

与中原政权的臣属关系。钱镠作为浙东首领，是唐朝授节钺的一方节度，唐末一直作为中朝的“正统”节镇面目存在。如其对于韩全诲劫唐昭宗入凤翔事件的态度、对董昌叛乱的态度，表明他始终以忠于唐朝的臣下自居。按照常理，钱镠似乎应当对朱温篡唐持抵抗态度，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开平元年四月朱温即位后，即遣使赴各镇“宣谕”，来到吴越的使者为上金吾卫将军石彦辞、刑部郎中薛昭序。当时梁祖代唐的消息传到南方后，有人劝钱镠“拒之”，而钱镠说：“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耶？”钱镠引用古人之言为喻，而状自己之心态，此事值得稍加注意。

“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之语，出自《三国志·孙权传》，是为黄初二年（221年）孙权遣都尉赵咨使于魏，魏文帝曹丕借机探问孙权的情况，赵咨在回答中描述孙权是“雄略之主”时的最后一句话。不难看出，赵咨此番言论，既是褒扬（或曰吹嘘）孙权，也是恭维曹丕，是有一些溢美成分的。要真正理解这段话，还要结合时局。当时的情况是，曹氏建立西魏，刘备也在西蜀称帝，一时冒出两个“陛下”，东吴内部对于尊奉哪一个也有争议。这与钱镠之时北有后梁、南有杨吴、内部意见也有分歧的境遇何其相似！则孙权当时的心理一览无遗：选择事魏的背后，是有一系列谋划在内的，通过先卑后踞等运作，最终目的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僭意”，也就是陈寿在其传末“评曰”所说的“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孙权自然不会明言“其略”究竟如何，但其后来的行为却作出了最好的证明。钱镠要做孙仲谋，恐怕也是出于类似的心机，有自己的“小算盘”。钱镠既然没有孙权那样历经两代（孙坚、孙策）“累世之业”的基础，而是以其为“殷鉴”，要做开拓者，恰好后梁（等中原政权）又能帮助自己对抗近在咫尺的杨吴势力，所以选择侍奉中朝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钱镠的选择，使吴越虽然是相对独立的王国，却建立了终其一代对中原五朝的臣属关系（入宋后性质才改变），虽中间略有波折，但最终却是如欧阳修所说“钱氏自五代以来，知尊中国，效臣顺，世称其忠”。至于这种臣属关系的内容，有学者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承认中原政权的天子为惟一合法的天子，尊奉其正朔，秉行其政令。第二，藩镇节帅必须由朝廷任命。第三，藩帅在京师中设置进奏院，委派进奏官，向朝廷汇报地方事务。第四，朝廷在藩镇统内设置监军使院，委派监军使，对其政务进行监督和干预。第五，藩镇负有交纳赋税与遣使朝贡的义务。”

除了个别内容在不同的朝代略有差别之外，这种描述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朝贡一项，据笔者统计，自开平三年（909年）四月，至建隆元年（960年）三月，52年间，吴越对于中朝共有30次上贡。中朝对于吴越的封册、官职不断，使吴越钱氏很好地做到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待遇比楚王马氏似乎又高。当然，钱氏的供奉也比马氏勤，更比其他人丰厚，从《吴越备史》所载，及《十国春秋》整理的内容来看，动辄金银几千，实在是旁人难以相比的。这种做法自然赢得了中朝的嘉许，如《旧五代史》所言：“镠虽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庄宗中兴以来，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故中朝亦以此善之。”

吴越对中朝遣使上贡的细节无须赘述。如果从宏观上把握吴越与中朝的臣属关系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中原政权的嬗代，都会伴随着吴越敌友的相应转变：吴越奉后梁，篡权的敌人变成了盟友，而原来共同“讨贼”的晋王、岐王等变成了敌人；奉后唐，则原来的敌人变成朋友，吴、蜀等对抗中原者变成敌人；事后晋后汉，结交了新朋友外族契丹的同时，又加深了与南唐的对抗；称臣后周，北汉、后蜀又变成新的敌人；至于其他诸国如南汉、荆南、闽、楚，也有相应的微妙变化。总起来说，吴越在频繁地将弱小的朋友变成敌人的同时，又不断地将相对强大的敌人变成朋友。就是在这种敌友转换的过程中，吴越反而能借机自立达86年之久（893年–978年）。

与吴和南唐的恩怨。 钱氏与杨氏的恩怨，要从光启年间说起。当时，孙儒、杨行密与钱镠三人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今江苏常州）、苏州（今江苏苏州）一带混战，你争我夺。但当时钱、杨二人对于叛贼孙儒还带有朝廷命官的“正当性”，所以经常为了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打败孙儒。据史载，此阶段钱镠杨行密至少有两次“合兵”之举，第一次在大顺二年（891年），结果是由钱镠占领了苏州一带；第二次是景福元年（892年），结果是杨行密取得了宣州（今安徽宣城）的控制权。后来形势变化，孙儒的大部分军队归了杨行密，钱、杨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成了正面对手。而钱镠还需要同时面对董昌的势力，双方自此互相提防。乾宁二年六月，钱镠奉诏起师讨伐董昌，八月，董昌求援于杨行密，杨行密两次遣将围困和攻打姑苏等地以应。这次事件导致二人罅隙更深，成为此后两家“世仇”的渊源。

但是，钱镠灭掉董昌后，已无余力再加开拓；杨行密奄有淮南之初，也忙于处理内部一些将领的反叛。这就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却也不是一味的剑拔弩张，而是有和有战、有疾有缓。要厘清吴越与吴乃至南唐的交际，对此前背景不得不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天复元年（901年），杨行密派李神福攻打临安，擒钱镠麾下大将顾全武；第二年夏四月又将其送回以示好，“淮人以顾全武、方密归我，王亦以秦裴报之”。此番一来一往，打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天复二年八月，两浙发生徐绾之乱，钱镠猝不及防，被叛军进入内城，限于极其被动的境地，不得已遣刚刚自淮归来的顾全武求救于杨行密。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一，钱、杨在对待孙儒一事上如前文所述立场相同，这是二者交好的基础；二，顾全武被擒住了一回，也算有失有得，起码对杨行密有了深入了解，才能拿出建议公子同行的计策；三，从行文上看，钱镠并无任何阻碍或不情之意，说明情况的确不容乐观，而能给自己帮助的只有知己知彼的老对手；四，钱元瓘（887–942年，初名传瓘）之行，兼有为质和求婚的双重意义。

此番求救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后来杨行密亲至田頵营中，经过一番言辞，后者罢兵，钱氏政权避免了一次大危机。次年九月，田頵、安仁义又叛于淮，杨行密请与钱镠同兴师讨之，钱镠即投桃报李，派兵为援。结果安仁义被擒，田頵阵亡。战事落定之后的天复四年三月，“王子元瓘与所聘杨氏至自淮南”；八月，杨行密派人押送徐绾给钱镠，钱镠杀之。

以上史实，说明了钱氏、杨氏之间前期关系的一种形态：战中有和，交、战并存。到底是交是战，基本完全取决于当时双方的利益是否受到威胁，以及威胁的程度有多高。

但是，吴越钱氏（包括湖南、福建、广州等政权）与杨行密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即前者是最早朝廷任命的一方节度，是有根据地、有军政财权的“官方”；而杨行密却是从一介武夫做起，经过无数次战争才得以立足的“盗贼”。虽然五代有些武力唯上的意味，但以出身论，两者还是有天然的对立性。而且，杨行密表现出的攻击能力也非同一般。从光启三年（887年）末杨行密起事，只有最初不足万人的军队，到乾宁三年（896年）杨行密“全有淮南之地”，不过才用了十年。因此，杨行密给钱镠、马殷乃至中原政权（朱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进一步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交际关系面貌。

905年杨行密死后，双方首脑之间的“情义”不再，加上杨吴内部权柄逐渐落入外姓徐氏手中，局势再次发生转变。进入五代，双方在内部权力稳定之后，走向了一个以冲突和战争为主的阶段。从开平三年（909年）到贞明五年（919年），吴越与吴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就有8次。战争的结果互有胜负，虽然其中还穿插有后梁的参与，但始终无法打破杨行密在时与钱镠相争的边界，使双方认识到战事的无益。所以贞明五年八月，双方互相遣使求和，“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镠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镠书，劝镠自王其国；镠不从”。这次和好不仅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而且意义非常之大。对吴–南唐的好处自不必说，对吴越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初步实现了钱镠弭兵求发展的设想，奠定了吴越国物质富有的基础。虽然后来的同光三年（925年），钱镠遣使者沈瑫致书，以受玉册、封吴越国王告于吴，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不受书，遣瑫还，但“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此一例证明，和平交际对于相邻的政权来说，比战争与冲突更符合双方利益。可惜这样的情况在五代十国中比较难得。

接下来吴越交际的主基调，便是伴随其命运终结的进程——与南唐的和战。

自919年钱镠与徐温言和休兵后，双方往来不绝。后来钱镠、钱元瓘去世，当时的吴和南唐都有遣使吊祭。但中间关系也有随时变坏的可能，如天成元年（926年）三月，“吴越王镠有疾，如衣锦军，命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传瓘监国。吴徐温遣使来问疾，左右劝镠勿见，镠曰：‘温阴狡，此名问疾，实使之觇我也。’强出见之。温果聚兵欲袭吴越，闻镠疾瘳而止。”

事实上，吴越和南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唐统治者的态度如何，所以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表征是随着南唐对外交际阶段的变化（如上述南唐部分）而变化。当然，吴越一方也不是完全被动的。钱元瓘时期，也曾遣使劝李昪即位；在后者即位之后又遣使相贺。后来钱弘俶也曾趁南唐攻打闽和参与楚的内乱之机，出兵抢夺地盘。但这种小范围的冲突本就有之，加上当时后周刚建立，对南方的经略尚未提上日程，所以仍然不足以打破双方相对抗衡的状态。广顺二年（952年），钱弘俶曾遣间使请后周出兵夺取南唐之地，“言觇得淮南去年兴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众于郴连屯守，欲攻容桂，当道调发两路进军，水取漳、泉，陆取汀、建，望朝廷即出天兵以为犄角之势”。后周没有答应，说明了当时形势并不可为。然而这段话却显示出另一个重要信息：吴越对于南唐是有取而代之之心的。另外一段材料，可能是吴越统治者的心里话。天成四年（929年）九月，安重诲因乌昭遇使吴越失礼而责钱镠，次年其子钱元瓘上表自述其情时，曾说：“且臣本道，与淮南虽连疆畛，久结仇雠，交恶寻盟，十翻九覆，纵敌已逾于三纪，弭兵才仅于数年，谅非唇齿之邦，真谓腹心之疾。”

这番话虽然有向后唐邀功并兼具威胁的意味（因为自己对抗淮南有功），但“腹心之疾”的定位，不能不说是吴越与中朝对淮南政权的共同判断。

局势的真正转机，来自显德二年（955年）十二月，周世宗征淮南之役，吴越出兵助阵。此番出兵的影响当然不能单就出兵而论，而是应当与后续事件的发展两厢观照。显德五年（958年）三月，后周攻下寿州，南唐被迫讲和，让出江北之地，淮南之役至此告一段落。就整体而言，淮南之役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淮南之役是五代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的重新统一虽然完成于北宋，究其源头，实发始于淮南之役。”单就对吴越国的影响而言，更有值得推究之处。

吴越出兵助阵，不仅仅做了一枚“马前卒”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从此身不由己地被拉进了对南唐的战争，从而也被拉进了“被统一”的进程。这表现在：一，吴越在后周面前的地位有所变化，虽然钱弘俶仍然是“天下兵马都元帅”，但却让自己的军队转而为周所指挥。二，北宋代周后，这种关系顺承下来。建隆元年（960年）宋讨扬州李重进，吴越出师接应；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伐后蜀，吴越出兵相助；一直到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北宋征南唐，吴越与其联军，等等。

尤其吴越随北宋出兵之事，为宋人早有预谋之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开宝七年八月条云：“先是，吴越王俶遣元帅府判官黄夷简入贡，帝谓之曰：‘汝归语元帅，当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而实际上，吴越在南唐灭亡之后的命运恰恰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南唐灭亡后的第三个月（975年二月），吴越国王便亲身入开封朝觐。对于此事，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载：“钱俶初入朝，既而赐归国，群臣多请留俶，而使之献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归治兵以攻其后，则吾之兵力可减半。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既而皆如所处。”

如此说来，吴越显然早已落入中原政权讨平的视野之中而浑不自知罢了。如果由此再回顾到吴越最初的出兵助后周，被迫面对与南唐的战争，不过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而北宋（后周亦然）则是驱吴越之犬、捕南唐之兔。兔死狗烹，其可知矣！

与其他南方诸国的关系。吴越与吴和南唐之外的南方诸国，都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出于对吴–南唐加以遏制的现实需要。其中与南唐接壤的闽、楚表现最为明显，稍远一些的南汉、荆南、前后蜀在其次。

吴越与闽。同光三年王审知去世后，闽国诸（弟）子争斗，造成长期内乱，吴越几乎变成了收留王氏诸子和叛将的避难地。这种情形不断发生的基础应当是来自于贞明二年（916年）吴越与闽的通婚，“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珦逆妇于闽，自是闽与吴越通好”。自此以后，从闽国逃归到吴越避难或求救的有：长兴二年（931年）四月王延禀之子王继昇、王继伦；清泰二年（935年）十月李仿之部众；天福四年（939年）七月王昶宸卫都余部；天福五年二月、开运二年（945年）三月王延政两次求救；开运元年三月朱文进遣子弟为质求援；闽灭亡之后留从效与吴越联系密切；开运三年六月李仁达派徐仁晏、李廷谔出使吴越求救；天福十二年（947年）李仁达派其弟李孺赟至杭州朝见，七月李仁达觐见吴越王。

单纯一桩婚姻建立起来的关系，就能让吴越对闽如此照拂吗？而且前述钱传珦所娶之妇当为《十国春秋》所言之“太祖女某郡主”，是王审知的女儿，那么钱氏也应当只帮助王审知的直系亲属，而不该接纳其臣下，更遑论叛将，总之似不应如此“宽容”。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钱传珦本人“骄恣不法，文穆王废为庶人”，后因同钱元珣作乱被杀，从此与王氏的姻亲已断，自然不用顾虑太多。二是吴越有意为之，即采取“无论谁当权都支持”的交际策略，一方面维持闽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南唐，另一方面让闽国在内斗中消耗自己，客观上造成对自己两方面都有利的局面。从最终结果来看，闽灭亡后吴越比南唐获得的利益还要大（如天福十二年获得福州的控制权等），也证明了这一点。

（节选自张荣波博士论文《五代十国政权交际述论》，2014年）《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