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中国，是一幅极端分裂的社会画卷，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跨越底层苦难、民间习俗、租界奢华与留学新生，定格了大清王朝末期的真实断层。

这张照片定格的是清末山沟里的棚民家庭，简易的茅草棚搭在石堆旁，棚顶甚至挂着藤蔓，一妇一童穿着破旧单薄的衣衫，是清末“棚民”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们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在山区搭棚勉强栖身。

“棚民”是清末无地流民，多因土地兼并、灾荒、战乱失去原有耕地，被迫离开家乡，流落到山区；没有固定户籍，属于“流动人口”，不被地方官府纳入常规管理，也难享受基本救济，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之一。

棚民的生计极度脆弱，主要在山区开垦荒地种杂粮，或做山货搬运、砍柴、帮山民干零活，收入不稳定且微薄；缺医少粮，遇到灾年或山匪侵扰，甚至连草棚都可能保不住。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清末乡村的迎娶新娘，装饰精致的花轿，由轿夫抬行，旁有举旗的仪仗人员随行，这是当时家境尚可的乡村人家举办传统婚礼的典型迎亲场面。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清末峨眉山上的背夫（搬运工），崎岖山路上，两名衣衫简陋的青年男子，一人背负堆满包裹、器物的沉重行囊，另一人手持大号竹笠，赤脚踩在碎石路上，他们是当时峨眉山物资运输的核心劳动力，也是西南地区底层劳动者的鲜活缩影。

清末峨眉山是西南地区的佛教圣地，香客、僧人往来频繁，催生了背夫群体的刚需。峨眉山没有现代运输工具，且山路陡峭崎岖（部分路段仅容一人通行），车马无法行进，因此“背夫”成了唯一的物资运输力量，区别于平原地区的“挑夫”，峨眉山的背夫以“背”为主要负重方式，更适配狭窄陡峭的山路；

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寺庙的粮食、香烛等物资，上山香客的行李、贡品，以及山民的生活必需品，是连接山上山下的“运输纽带”。

这是一张1904年8月14日的肖像资料，画面包含两个椭圆形的女性侧面肖像，两人身着清末华丽的中式袄褂，服饰纹样繁复精致，头饰缀满珠饰与花纹，尽显当时的妆饰风格；

肖像旁有竖排中文题字，标注“海上名妓 花月娥”“海上名妓 李媛媛”，还写有地址“海上勃拉高路”（“海上”是上海的别称，“勃拉高路”应为当时上海租界外文路名的音译）；顶部有法文“Hong-Keou le 14 août 1904”（对应“上海 1904年8月14日”），底部还有法文落款“Baisers affectueux”（意为“深情的吻”）。这类资料是清末上海租界娱乐业兴盛背景下的产物，“名妓”肖像常被制成明信片、画册流通。

187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集体留影。9位男士身着西式正装，西装挺括、领结规整，前排端坐、后排肃立，每个人的神情都透着殖民机构管理者的倨傲与审慎。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是1854年列强在沪设立的殖民行政机构，董事由英美等国在沪侨商（多为洋行、企业负责人）推选产生，实际掌控着公共租界的警务、市政建设、税收等核心权力，是近代上海“国中之国”格局的管理核心。1874年的这批董事，正是当时主导租界治理、维护列强在华利益的代表群体，这张合影也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具象见证。

这张照片是清末照相馆内摆拍的男性聚餐场景。背景墙上的大尺寸女子肖像，并非这些男子的家人，而是照相馆的装饰道具，只是为了丰富场景、营造“家庭氛围”的布景。

清末，照相馆在中国城市中逐渐流行，但家庭私人拍照仍不普及。因此，照相馆会设置各类“生活化布景”，供顾客摆拍“日常场景”。

这张照片是清末民间茶馆的日常瞬间，却因“照相机”这个新鲜事物，木质结构的简陋茶馆里，喝茶的客人齐刷刷看向门口的相机，神态各异的反应，是当时普通百姓最真实的情绪。

这是典型的清末下层民间茶馆，木质梁柱、简易桌椅、粗糙的茶具，没有精致装潢，是当时城市平民、小商贩、手工业者常聚集的场所——这类茶馆不是高档消费地，而是“花小钱就能坐一天”的公共空间；

这张照片定格的清代包衣女子选秀现场，没有八旗选秀的华丽排场，只有一群衣着朴素、长相普通的少女排队待选。她们胸前挂着的木牌，写着家世信息的身份凭证。

包衣，全称“包衣阿哈”，满语意为“家奴”，是清代八旗制度下的特殊群体。包衣女子选秀的参选资格带有强制性，凡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的适龄女子（通常13—17岁），必须按时报名参选，不得私相婚配；若隐匿不报，其家长、佐领等官员都会受到惩处。

照片中女孩们“长相普通”，恰恰印证了包衣选秀的核心标准，不为选妃，只为选“合格宫女”。负责选秀的内务府官员，评判的重点从不是容貌，而是这三点：身体健康、性情温顺、手脚麻利。

1909年，游美学务处选派的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集体留念，共47名学生，前排就坐的范静生、周诒春、唐介臣并非学生，是游美学务处的官员，照片里的编号、对应名字是当时的“留美档案式记录”——这批人是清华留美教育的开端，更是近代中国科教、学术领域的“奠基者群体”。

1909年时“清华大学”尚未成立，这批学生是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美生，共47人，是“庚款留美计划”的第一届受益者，后续1910、1911年又选派了两批，共同构成了早期清华留美的核心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