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蒙战争的历史长河中，蒙古（后期元朝）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最终才将南宋完全征服。而南宋的顽强抵抗，几乎成了所有被蒙古征服的国家中最为持久的一例。相比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短期抵抗，如花剌子模、木剌夷、黑衣大食、罗斯诸国、匈牙利等，南宋的46年抗争显得格外持久且艰难。即便是抵抗最长时间的西夏和金朝，抵抗的年限也不过二十多年。南宋的这场抗争，既是一段血泪史，也是一场耗尽了几代人心力的战争。

然而，尽管南宋表现出令人钦佩的顽强，它在战争伊始却显得格外狼狈，几乎面临灭国的危机。这种境况并非无缘无故，而是由于南宋在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甚至在多个方面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 如果宋蒙之间本能地能和睦相处，保持一个“好邻居”的关系，那自然是两全其美的局面。而如果仅仅是偶尔犯下失误，或许还能自行调节。然而，宋蒙战争的爆发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事实。无论南宋如何欢庆，如何积极备战，蒙古方面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计划。当它们决定摧毁南宋时，毫不犹豫，迅速行动。曾经打遍欧亚的蒙古帝国，始终把富庶的南宋列为下一步的征服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纵使南宋尽最大努力，也无法确保不败；而一旦出现失误，其后果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宋蒙战争爆发前，南宋在联蒙灭金后，接连犯下了几个巨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埋下了日后战败的隐患。

首先，南宋与蒙古的草率结盟，过于专注于联手灭金，却忽视了战后如何应对的问题。在联蒙灭金的过程中，南宋并没有与蒙古进行深入的谈判。双方未能明确约定接下来的战略部署和领土划分。虽然联蒙灭金对于南宋来说是一条不二选择，但既然结盟，就应该讨论清楚未来的边界、盟国关系等重大问题。然而，南宋与蒙古的谈判几乎是“口头约定”式的，蒙古只承诺在灭金之后将黄河以南的领土交给南宋。但在蔡州战役中，南宋的孟拱与蒙古的塔察儿将领私下达成的划分协议，却将陈、蔡二州划给了南宋，而将北方和西方的大片领土归给蒙古。这种随意和草率的处理，不仅没有法律效力，更让南宋的领土划分成了空口约定。对于当时的南宋来说，作为一个弱小的一方，更应该谨慎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然而，这种草率和含糊的协议，最终给蒙古以充足的理由去进攻南宋，并成了后来的一个可乘之机。 其次，南宋在灭金之后，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却没有及时开始准备应对蒙古的进攻。虽然南宋在灭金后，成功地为百年靖康国耻复仇，给了国人极大的心理慰藉，但却忽略了接下来更为严峻的战争形势。当时的蒙古已经横扫西夏、金朝，几乎占据了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领土，其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而南宋此时与蒙古的疆界已经接壤，没有了缓冲区，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是生死攸关的局面。即便蒙古暂时撤兵，南宋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应该迅速加固泗州、寿州、宿州等新占领的地区，把这些地方当作防线的外围屏障，保证京湖和淮河一线的安全。同时，应当重视西线五州三关的防御，早早修补防线，准备好物资和兵力。然而，南宋朝廷的应对却显得漫不经心，反而在虚假的胜利中沉湎，未曾进行任何实际的防备。即便有一些清醒的臣子，如监察御史洪咨夔，他早早就向宋理宗警告当前局势的严峻，指出“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但南宋朝廷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调整。反而还在朝堂上举行一场场的庆功典礼，为所谓的“靖康之耻”复仇而欢欣鼓舞。这样的态度，注定了南宋的失败。

最后，南宋拒绝接纳金朝大将汪世显的归附，直接导致了日后的灾难。汪世显，原本是蒙古汪古部人，金朝灭亡后依旧占据巩昌等地，虽未归附于南宋或蒙古。但由于与金朝灭亡后局势的变化，他不得不选择投靠一方。汪世显曾多次请求归附南宋，带着地盘、军队和十万大军来投，但南宋朝廷并未给予积极回应。丞相郑清之的内斗和偏见，使得汪世显的归附之事最终失败。而这一拒绝，却成为蒙古大军迅速壮大的契机。汪世显最终投降蒙古，成为蒙古西路军的中坚力量，带领大军一路南下，直指四川，甚至占领了成都。这样的结局，让南宋深感后悔，若当时接纳汪世显，至少可以在防御上获得强大的支持，进而拖延蒙古的进攻。

总结来看，南宋从联蒙灭金到正式爆发宋蒙战争的这段时间，犯下了连串致命的战略失误。南宋不仅未能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还轻率地处理与蒙古的关系，甚至错失了招募强大将领汪世显的机会。这一系列错误，为南宋在后来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局面埋下了伏笔，使得其在战争初期迅速败退，形势几乎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后来的将领如孟珙、余阶等奋力抵抗，收复失地，南宋或许早已灭亡，不会经历后来的46年抗争。